展示独特的美

吴贻弓的创作高峰出现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执导的《城南旧事》、《巴山夜雨》、《姐姐》、《流亡大学》、《少爷的磨难》、《月随人归》、《阙里人家》等电影，展现给观众的是一种特有的散文风格:婉约、清新、淡雅。尤其是那部被人称为散文电影的《城南旧事》，成为后人很难超越的高峰。

《城南旧事》是根据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小说改编的，为了表现出小说中那一种缅怀旧日京华的伤感情绪，吴贻弓特别研究了原著中林海音的前言、后记，从那里总结出“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从而把握住电影整体的韵味。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吴贻弓一直沉浸在作者心灵中的童年里，也一直沉浸在自己心灵中的童年里，他说：“这一年来，我像是醒着，又像在梦里，我听见了一声声遥远又清晰的呼唤，我看见了五光十色、朦胧而又耀眼的斑斓……就这样，我把小说《城南旧事》搬上了银幕，但愿它能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就像小说曾给人们带来过的那种纯真、质朴、含蓄而隽永的美的享受一样。”由于当时两岸隔绝，林海音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里看到这部电影，直到1984年才在美国她的大儿子家中看到。她非常喜欢，认为它拍出了原著中的“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

《城南旧事》放映后，屡获大奖，如1983年获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音乐奖，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金鹰奖”，第十四届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思想奖”。中国台湾《世界电影》杂志评选它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最佳影片。由于这部影片的成功，吴贻弓也奠定了作为中国电影“第四代”著名导演的地位。

吴贻弓电影里所展示的独特“美”，与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有关，也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抗战爆发的第二年，生长于战乱之中。解放后，成绩优异的他终于逐步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于60年代进入电影界。不过搞电影可真不容易，进入海燕电影厂以后，助理一当就是五、六年，从沈浮、孙瑜、郑君里、徐韬，直至吴永刚、鲁韧，吴贻弓跟遍了海燕厂几乎所有有名的老一辈导演艺术家。他努力从风格各异的大师们的艺术宝囊里，摘取尽可能多的实践经验和诀窍，兼收并蓄，从无门户之见。吴贻弓一直很庆幸自己的这段学艺经历，“我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在那几年里，我为我一生的电影导演之路夯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是幸运儿。”

不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吴贻弓成了“文艺黑线”上的“黑苗”。1969年，他甚至被赶出了电影厂的大门，“下放”到一家生物制药厂接受“再教育”。一晃就是10年，直到“四人帮”倒台,他才又重新回到心爱的电影岗位。

1979年，已经是41岁的吴贻弓，终于拍摄了第一部独立执导的片子，还是一部短故事片《我们的小花猫》。和现在的年轻导演比起来，他的从影道路可谓崎岖曲折。

但是，人生所经历的磨难，在吴贻弓眼里总能转化为“幸运”:“我在那风风雨雨的岁月里学会了洞察人生；我靠着抄家以后幸存的一部《资治通鉴》和一部《纲鉴易知录》偷偷地温习中国历史；我还靠着当时可以名正言顺地放在书架上的一部《鲁迅全集》和一部《郭沫若全集》温习文学和文化；当然，我更靠着在那个年代里最重要的一部《毛泽东选集》温习做人的道理。于是，我的确已经不惑，我似乎又成了一个有了足够准备的不幸的幸运儿。我一直相信机会总是对那些有准备的人特别青睐。”

不哀、不怨，在逆境里仍执著于自己的理想；踏实下心来读书、学习，为明日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对社会和人生抱着坚定的信心，不悲观失望，不自暴自弃，相信春天一定会到来――这些，也许就是吴贻弓能成为大导演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