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批判精神是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的痼疾。正如李建军在《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在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推销员太多，质检员太少；说空话的太多，说实话的太少；说鬼话的太多，说人话的太少；垂青眼的太多，示白眼的太少”。他认为：“批评是一种揭示真相和发现真理的工作。虽然进行肯定
然而令人忧虑的是，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却存在一种消解文艺的批判精神的思想倾向。这就是有些作家为了肯定那些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丑恶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区别的文学，提出了粗鄙存在观。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他们认为，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是消灭大部分作家。这种典型的粗鄙存在观漠视价值高下的判断，不但消解了文艺的批判精神，而且严重地造成一些中国作家在审美理想上的迷失。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自由的人’是不嫉妒的，他乐于承认一切伟大的和崇高的，并且欢迎它们的存在。”而历史上的英雄们，“他们之所以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了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个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黑格尔认为：“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总而言之，人类对于道德要负责的，不但对恶负责，对善也要负责；不仅仅对于一个特殊事物负责，对于一切事物负责，而且对于附属于他的个人自由的善和恶也要负责。”粗鄙存在观就放弃了人类区分善恶这种绝对而崇高的使命。
而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所高扬的文艺批判精神是作家批评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作家批评家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相统一。否则，作家批评家的批判就是“用头立地”。也就是说，文艺的这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鞭挞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列宁指出，列夫・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的内在的虚伪。列夫・托尔斯泰的批判之所以具有这种巨大的力量，就是因为他表现了当时俄国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威力。而列夫・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的咒骂之所以无力和绝望，是因为他看不出当时俄国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消除“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夫斯基的拷问就是真正的批判。鲁迅以“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为题在肯定陀思妥夫斯基的拷问时指出：陀思妥夫斯基“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作家的拷问和批判不仅揭示真相，即“剥去了表面的洁白”，而且否定罪恶，肯定洁白，即“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陀思妥夫斯基的拷问之所以深刻而有力，就是因为这种拷问和现实生活的拷问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但是，我们的有些文艺批评在高扬文艺的批判精神时不但脱离了批评对象，而且脱离了现实生活。
有人指出，当前中国文学应该具有略萨所提出的文学抱负：“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像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对作家来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这种文学抱负不过是要求作家“用头立地”。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可见，这种拒绝和批判从根本上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批判力量，必然是苍白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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