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先生的书房大概不到十平方米，三面书架倚墙而立，临窗一张书桌，凌乱地堆着些书报杂物。何先生的老伴、92岁的郭良玉先生送来了糖果、茶水，年近95岁的何先生则安详地坐在一把旧椅子上，倾听记者的提问
这是何先生北师大励耘园中的家。“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这句话在这儿显得生动而具体。
“我的史学研究，有三个领域：一是中国社会史，主要是周到汉唐；二是汉唐佛教寺院经济；三是汉唐兵制。用力最多的是中国社会史。”何先生用一句话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了概括。1995年，何先生应台湾清华大学之邀作中国文化的演讲，后根据演讲内容整理出版了《中国文化六讲》一书，台湾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室张永堂教授在为此书作的序中说：“何先生治史深受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人的影响，因此他颇能把握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以思考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相关问题。这是何教授治史的特点。”何先生认为，这一评价“可谓知人知心”。
谈起近来关于国学的一些争论，何先生说，认为国学过时了的观点是立不住的。“不是过时了，而是发展了。文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是随时代发展而发展演变的。就像一条河流，自源头出发，沿途汇集细流，最后成为滔滔大河。以儒学为例，孔子死后，儒有十家，家家不同；汉儒尊孔，汉儒已不同于孔；宋儒又不同于汉儒；现代又有不同于古代的新儒学。但是，它们是一条传统，一条大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将来，何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儒家的“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的核心是“中”、“和”，强调的是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如《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这是合乎未来人类社会需要的。因此，“中国文化绝不会灭亡，也绝不会被西方文化所代替。中国文化在吸收融汇西方文化后，又会发扬光大。”
何先生在回顾学术生涯时，反复提起傅斯年先生。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时兼任北大史学系教授，是何先生的老师。何先生说，在学术上，傅斯年是我的恩师，他的学风和治学方法，对我影响很大。又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是傅斯年收留我到史语所，使我重新走上做学问的道路。不然，真不知我今日能在何方。
2000年，何先生写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出人意料的是，文章在对傅斯年的学术贡献作了充分评价以后，又专门辟出章节写了一段《赘语》，对恩师“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批评，直言不讳地说：这些观点是有问题的。谈及此事，联想到眼下学术批评中种种不如人意之处，我问何先生：“您为什么要写《赘语》呢？赘语不就是多余的话吗？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何先生答得很干脆：“那时没有考虑，就应该这样说。”然后指点我说，可以找来这篇文章看一看。后来，我从网上找到了，只见文章结尾处这样写到：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吾师在天有灵，当仍会喜爱此顽愚学生的真诚真情，莞尔而笑。不会说我灭师灭祖，把我赶出师门的。
何兹全，历史学家。1911年生，山东菏泽人。1950年起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历任副教授、教授、魏晋南北朝研究室主任、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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