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园区如何健康成长

软件园区已成主力军

主持人：请谈谈我国软件园区的发展现状。

陈冲：目前，大约80%左右的软件企业属于某个或某几个软件园区。可以说，软件园区已成为软件产业的主体力量。

徐丽：去年南京鼓楼区包含软件在内的高科技产值增长了70%。

陈冲：经过几年发展，我国现在已经有了一批年销售额上10亿元的软件企业，如用友、中软等。还有一批企业，如华为、中兴，他们的软件收入已经达到几十亿元，但习惯上仍被称为通信企业。事实上，他们的软件业务已超过大多数纯软件企业。企业如何看软件园区

主持人：如何选择软件园区？

姚双：我在浪潮管水、电、吃饭这些琐碎的事情。在选择软件园区之前，我会一个人在园区周边到处走走，看看饭菜好吃不好吃，看看买生活用品是不是方便。

徐丽：朗讯3G实验室最后是怎么落户到南京鼓楼区的呢？在作出决定之前，朗讯中国公司的总裁一个人坐着车，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往返员工住地和办公候选地之间，亲身感受园区的交通状况，他来回走了6趟，才最终选择了鼓楼区。朗讯在南京鼓楼区开设实验室后，美国总部那边下班了，这边正好上班。这样一来，朗讯的研究项目可以24小时不停地进行，提高了工作效率。

姚双：我们做软件国际外包，需要与外国人快捷地沟通。以对日软件外包为例，在大连，一天有6趟飞日本的航班，日方工作人员当天往返没有问题。

王玉亭：我感觉苏州的工业园区是国内最好的开发区之一，它融合了新加坡对高科技园区的经验和方法。例如，园区中有一个独特的公积金制度，它跟大家熟知的公积金制度有很大不同，综合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保障的多种社会保障产品，这一制度实施之后，园区内的软件人才可以用公积金买房、租房，整体很满意。

姚双：我们在北京上地、上海浦东、济南齐鲁软件园都有分支机构，相比而言，我觉得上海浦东软件园条件最好。浦东软件园的员工食堂一餐有20多道菜，排骨饭6元钱一份，比普通人家里吃得还好。员工对一日三餐体会得最深刻，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热情。

软件园区在炒房地产吗

主持人：外界有一些说法，批评一些软件园区在搞变相的房地产开发，你们怎么看？

王玉亭：我反对炒房地产的说法。软件园区的吸引力不在房子上，房子哪儿都可以造，关键的因素在于服务。

陈冲：我也不同意这种说法。在软件园区的初期，本身就需要盖房子，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在软件园区的发展中，一些地方政府也在逐渐转变意识。

姚双：我不关心软件园区是不是炒房地产，而是关心在那儿做业务是不是方便、能不能赚钱。

主持人：像鼓楼区这样把软件园区建在市内的，还是少数，大多数软件园区建在远郊。请问，这有什么区别？

王玉亭：苏州的园区建在城市的周边，因为苏州城本来就不大，现在已经与城市连起来了。

徐丽：软件人才从事的是创造性的工作，当他们工作时，会没日没夜地加班，一旦工作完成，需要迅速融入都市生活，以获得精神上的放松，繁华的市区可以很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姚双：我赞成软件园区设在大城市。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不能照搬美国将软件园设在郊区的模式。在中国，出门能不能找到出租车？能不能找到饭馆？这些因素影响生活质量。而在美国，很少有出门找出租车的，大多数时候需要打电话预约。如果选择一个远郊区的软件园，会给我们的员工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政府需改善软环境

主持人：软件园区的创办者主要是各地的政府部门，请问政府部门如何为软件园区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徐丽：我们努力为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何谓宽松？我们要求执法部门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我区每个部门都要参加年度软环境评比。区里首先保障各执法部门的日常经费，不允许他们乱执法、乱检查。如果在软环境评比中获得先进称号，还可以获得上百万元的奖金。这一措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王玉亭：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园中的软件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实力不强，买不起测试工具。苏州工业园区的政府部门出面购买昂贵的测试工具，供软件企业使用，受到企业的普遍欢迎。

姚双：作为企业，我们很关心员工的落户问题，这也是软环境的一方面。现在北京、上海只能解决研究生的户口，无法解决本科生的户口。我听鼓楼区区委书记鲍永安说，愿意帮助进驻鼓楼区的高科技企业解决新招聘员工的户口问题，包括本科生在内。

徐丽：人力资源也是软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鼓楼科技园高校密集，人才贮备好，从事软件的大约有2万―3万人。到2010年，预计达到5万人。我认为，除了北京，我们的人力资源可能是最好的。

（摄影：杨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