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不仅空前地增强了散布在全球各大洲的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横向联系，而且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情境和时空观念。许多人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之外，一种新的认同方式即现代性认同、全球认同或曰世界认同悄然而生。
一
乔纳森・弗里德曼强调：全球认同与民族认同存在着反向作用关系。当全球认同增强时，民族认同便衰弱；当全球认同衰弱时，民族认同便增强，而这是与全球扩张（霸权）的兴衰紧密相连的。那么，当现代性认同随着霸权衰落而分崩离析时，这种“认同”的碎片飘落在何处呢？乔纳森・弗里德曼通过大量的人类文化学的分析找出三块：传统主义、尚古论和后现代主义。“在这里，也可以指出，这三支中更偏向于传统主义，因为在现代主义缺乏时，提供了不需彻底拒绝的世界。但对于维持认同来说确是必要的根源和价值。”三好将夫把跨国公司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衰落联系起来考察。在他看来，跨国公司是殖民主义的当代延续，它通过主张公司认同、文化多元和制造跨国阶级而碎化地方性认同，“西方文化成了规范性文明，本土文化则被贬为现代文化和边缘文化”。
类似这种将全球认同与地方认同相对立，将全球化实践与民族国家的衰变相联系的观念还有许多，甚至在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主导性意见。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深层思考：全球认同或曰现代性认同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它的主要构成和向度是什么？如果全球文化认同已成浩浩荡荡之势，那么，我们今天再来强调民族国家文化认同意义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现有的全球化认同的理论家都未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他们所做的只是三件事：第一，指出全球化认同与地方（如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反向作用关系，如上面所提到的丹尼尔・德德尼、乔纳森・弗里德曼等。第二，为全球文化的形成而欢呼。第三，对全球化和全球认同进行批判，如萨伊德、汤姆林森、三好将夫、阿尔君・阿帕杜莱等。实际上，上述三种做法和观念倾向都是基于两个错误出发点，一是将民族国家认同与全球化认同（现代性认同）看成是同构的，即二者存在共同的认同基础、认同形式、认同范围和认同目标；二是将全球认同与以美国为主的文化霸权的全球蔓延混为一类，“美国主导欧洲，在世界上西方主导非西方，核心主导边缘，现代世界主导迅速消失的传统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或多或少主导其他所有的制度和所有的人。”
二
文化认同作为身份识别、规范求同和归属感确立的一种符号与意义的赋予过程，它在不同的层次、范围上有着不同的性质、方式和效果预期。显而易见的是，家庭认同就不同于民族国家认同。家庭认同是以血缘、性爱、共同地点、共同生活情境为基础，以传统的孝悌伦常为原则的关于夫妻修睦、父子同心、长幼有序的天伦谐和的认同。民族国家认同当然也要以更广泛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和更大范围内共同地点为基础，但它显然更加依赖于共同的语言、宗教、历史、价值观以及宪法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共同奋斗目标和思想背景，它是以家庭认同为基础的，建立在更深层次和更高目标上的关于民族一致利益和共同未来的认同。同样道理，全球认同或曰现代性认同与基于特殊地点亦即地区性的民族国家认同也有迥然不同的范围、层次、方式和目标。全球认同是全球范围内各民族人民追求贸易效率和幸福指数最大化，应对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全球性危机而逐步形成的一系列法规、惯例和共识。它将全球视为一个有机的共同利益体，以追求全球系统的安全与效率为目标，通过联合国、WTO、世界银行以及各种合作组织、慈善基金和跨国公司等，从减少地区冲突、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各民族间的合作与交流以及涵养资源、保护环境、控制人口等实质性行动开始，进而维护和实现超越各民族自身利益而又为它们一致认可的全球利益和人类公理。民族认同是全球认同的基础，民族认同所形成的价值和秩序是全球认同的必要条件。因为民族是全球概念的重要构件，民族的涣散与冲突本质上意味着全球秩序的混乱，而对于全球认同的渴望，实际上也是积极的民族认同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当民族认同中关于和平、发展的许多价值追求在本民族范围内难以完整实现时，跨民族的全球认同愿望便应运而生。在一定意义上讲，全球认同满足了民族认同所追求的、但在单个民族间都难以实现的目标追求。因此，全球认同不是以淡化甚至消灭民族国家认同为前提，相反，它是沿着民族国家认同的积极思路而又跨越其范围、层次和目标的互补性认同。它本身就暗含了各民族的动机和利益。
事实上，全球认同是追求安全与效率的理性认同，而民族国家认同是基于价值和情感的感性认同；全球认同以“惯例”的形成为标志，而民族国家认同则以传统的延传为目标。全球认同更多依赖于人类对共同未来的怀想，而民族国家认同本质上则更多地表达为对共同过去的珍视。因之，全球认同本质上是经济学、政治学的，而民族国家认同本质上则是人类学、社会学的。如果把全球认同理解为全球文化的同质同构，那么，这种极端的全球认同就很难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认同的哲学基础是“和而不同”，它从来就不是文化的全方位趋同，百分之百的一致同意。更多的时候，它是多样化文化之间的理解、尊重和沟通、融合，只有全球化的某种主张与各民族国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利益追求相吻合时，全球认同才会出现。
三
现阶段，欧美文化扩张所形成的文化霸权冒充着全球文化认同。与真正的全球文化不同，霸权文化是一种商业战略和殖民手段，它也通过跨国公司、名牌商品、连锁店和新的娱乐形式，温情脉脉地由“中心”渗入“边陲”，在带来新颖的消费品和消费方式的同时，解构、碎化着某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因而也在试图奴化组成这个民族的人民，使之成为不知从何而来、没有故乡、在文化上“流离失所”的人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才出现了以强化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以对抗全球性过程的种种事实。亨廷顿发现了当今世界的文化多元化并承认它们，但他将当代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种族归属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的均势失衡，却是非常错误的。亨廷顿意识到非西方的各民族国家文化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却未能将其正确地理解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积极应对。从历史经验来看，所谓“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根源于处于一种文明的群体对另一种文明和群体的蔑视，它本质上不是文明间的冲突，而是自以为处于中心的、具有优越感的人群为了本民族国家利益背离其所处文明规定的路径而产生的欲望膨胀和霸权扩张。当一种文明中的人群试图将自己的文明理解为“普世文明”而欲横行天下时，各民族国家文化奋起回应甚或诉诸流血也就成为一桩不难理解的事情。但是，这不能被理解为民族国家对全球认同的摆脱，而只能是民族国家文化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抗拒。
事实上，在全球化和全球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各民族、国家都在弘扬传统文化、夯实认同基础，以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吉登斯曾经用“脱域”来描述现代性语境中全球化过程的特征。“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由脱域唤起的图像能够更好地抓住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组合，这种组合一般而言对社会变迁，特殊地说对现代性的性质，都是特别重要的。”脱域机制使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空距离去组织新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由于交通和通讯的发达以及信任机制的建立，许许多多的经济社会活动可以借助现代手段如飞机、电话、信用卡、互联网、酒店、高尔夫球场、股票交易平台等完成，而并不依赖那种具有传统互动情境的时间和地点。脱域机制的形成极大地改变了现代人群的活动半径和方式，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脱域”的发生仅仅是在人们处理商务、政务或其他跨地区、跨国界事务的时候，也就是说，处理特定的事务使人们能够更多地享用交通、通讯和其他物质技术成果，使其超越传统时空条件的制约而获得更多的交往、沟通和办事的便利。这当然会使生活于不同民族国家的人群增进横向联系、合作精神以及全球认同感。然而，一系列技术支撑条件仅仅是暂时地、部分地将人和社会条件从一定的地方性情境中“提取出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祖国和家乡，大多数经济、社会事务依然在面对面的互动情境中完成（即使有许多诸如网络技术、虚拟空间的支持）。即使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脱域”，那些“脱域”了的人们在办完公务后依然要想起“回家看看”，甚至在他们办事之际心中装着的仍然是祖国、故乡、家人和亲情，有些时候，那些支撑他们“脱域”的物质技术条件反而成为他们维系传统情怀的工具。他们结识了许许多多不同肤色的朋友，会讲多国语言，精熟商界、政界的诸多惯例和规则，但他们血液里流淌的必定是祖先一脉传承的文化基质。事实上，迄今为止，未见哪个国家因为热衷参与全球化过程和全球文化认同而宣称放弃领土主权或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丢进太平洋。所以，总的来看，当现代性降临、全球认同（而不是全球霸权）逐步形成的时候，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一点也没有被削弱，相反，在一定条件下，它还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认识。
因此，当民族国家认同与全球认同以不同的方式、层次和向度被正确区分，文化霸权从全球认同中剥离出来的时候，优秀民族国家文化的弘扬便显得格外光明正大、合乎时宜。由于全球认同所体现的是各个平等的民族、国家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而不具有任何褊狭自私的霸权性质，因此它实质上成为民族国家文化的合理延伸；由于优秀的民族国家文化大多都表达着和谐、关爱、宽容甚至“大同”的价值观，因而它内在地成为全球认同构建的哲学基础和文化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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