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举家自豫西迁，定居于陕西渭北一个大山旮旯里。当时，我在原籍刚读完小学三年级。新的居住地山大沟深，距最近的一所简易小学也有十多里之遥，又没有寄宿条件，因此，我和姐姐继续上
有一天，父亲破天荒地面带着笑容回家。原来是带回一本名为《百家姓》的很薄很薄的旧版书。他说，这本《百家姓》是在一户读书人家偶尔发现并借来的。当时社会上对一些传统书籍还没有明确的政治限制。现在看来，的确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父亲对这本书简直是视若珍宝，并且居然还能够熟练地背诵。可我和姐姐却不是很感兴趣，因为那上面的生僻字太多，难认，内容又都只是纯粹的文字堆砌，没有任何实在意义，读起来还比较拗口。但慑于父亲的威严，也只能惟命是从。
对于那本《百家姓》的学习，父亲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每次布置的任务都必须按时完成，即认会、背会和写会。在那段时间里，我和姐姐每天到坡上放牛，都倍加爱护地随身携带着它，互相指认，互相背诵。至于书写，那是在家里用毛笔楷书来一字一画地认真完成的。其过程尽管是被动的和枯燥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当完全掌握了那里面的每一个姓氏，并能够将其连贯起来朗朗成诵的时候；当写的毛笔字和日记被一些识字人啧啧称赞的时候，我俩终于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接着，父亲还凭记忆书写了一些《三字经》、《弟子规》和《幼学琼林》等优秀传统启蒙读物上的有关句段给我们读写和背诵。这样一来，我和姐姐不仅由此认识了不少字，并且还培养了对古白话的兴趣和读书的习惯。之后，随着识字量的逐渐增加，我俩还都兴趣盎然地啃完了《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西游记》和白话《三国演义》等。两年后，父母克服重重困难，再次搬家，我和姐姐终于告别与之朝夕相处的老牛而重返课堂。彼时，我俩的文字水平已超出不少同龄学生。
现在回想起来，尽管我因了出身而所拥有的“第一文凭”仅仅只是一纸初中毕业证书，可我后来竟有幸成为教师并从事县中学语文教研工作十年有余。这些，除了社会因素，至少还应该感谢当初那启我之蒙的《百家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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