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据此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工作方法。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述，并深入基层亲自做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最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一书，摘编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语一百余段，选辑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21篇，收录了他们撰写或指导撰写的调查报告9篇，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实践。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广大党员干部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大兴调查研究、求真务实之风，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作用。

重温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有哪些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的呢？

第一，关于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只能从实践中来。在实践与理论的链条中，调查研究是重要一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成功地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反对从“本本”出发、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深切了解和掌握中国国情，从而做到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和农民运动作了深入的调查，从而奠定了他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1930年5月，正是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一文。文章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并且深刻地批判了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从而把调查研究同思想路线、思想方法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那以后，“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进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语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1941年3月延安整风前夕，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清除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影响，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亲自将自己在中央苏区时期撰写的11篇调查报告收集、整理为《农村调查》一书出版。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并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做调查。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这期间，他还多次郑重地指出，不做调查，这是一种危险。“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党亡国亡头。”

革命时期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建设时期同样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56年，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里郑重地向全党提出，反对不做调查研究、发号施令的主观主义，反对用空谈代替调查，由感想定出政策，全党要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指出：“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党在指导思想上陷入“左”的错误，其中重要原因是头脑发热，缺乏调查研究，脱离实际。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60年代初期，毛泽东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以端正思想路线。他重申：“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着力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时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究竟是从“本本”出发，搞“两个凡是”，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呢?他仍然强调:“先作调查研究,然后才有发言权”。由此可见,重视不重视调查研究,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坚持思想路线的大问题。邓小平、陈云常讲“摸着石头过河”,其中就包含着在摸索中要重视调查研究的意思。

第二,关于正确的决策来源于调查研究。正确的决策只能建立在周密地了解实际情况,并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科学方法论的基石。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就提出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1941年8月,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党的工作任务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依据调查研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这一领导工作的客观规律没有改变。毛泽东多次说,中央领导机关是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就没有原料,没有半成品,就不能制造出来产品。并指出:“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

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多次发生重大的决策失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周密全面地搞调查研究。这也从反面证明调查研究对于正确决策的极端重要性。正如陈云所说:“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他反复强调: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做调查研究,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才会避免和少犯错误。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决策的调研,50年代后期关于压缩钢铁生产指标决策的调研,60年代初关于调整农村政策的调研,是陈云通过调研达到正确决策的范例,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对于调查研究与决策的关系,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还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们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才能正确地决定问题;必须周密调查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精细研究调查所得材料,正确把握它的规律,作出正确的决议和指示;必须通过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做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还提出要绝对禁止少数人不做调查研究,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第三,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和改善工作方法的基本措施。党的作风,最根本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它们也是党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始终把调查研究同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作风联系起来,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和改善工作方法的基础一环。从党的历史上来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往往都是从确立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开始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往往是转变党风、端正思想路线的先导。延安整风是如此,渡过三年困难时期是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建立以来伟大历史性转折也是如此。1941年5月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毛泽东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为此,1941年8月,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批评了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指出这是极坏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提出要“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党内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从而为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根本上转变党的作风,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61年,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摸清情况,调整政策,解决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旨在克服“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瞎指挥、浮夸风、弄虚作假等风气,转变党的作风。1961年3月23日,中央在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级党委的一封信中指出:要使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要求县以上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中央领导同志带头下去调查研究,推动了全党调查研究之风兴起,党风明显转变。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仍强调全党要调查研究,形成风气,以此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步调。

第四,关于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回答了怎样去做调查研究,怎样“做正确的调查”的问题。

首先,领导干部要亲身从事社会实际调查。他们指出:凡担负领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自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不能假手于人,书面报告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要和工人、农民接触,增加感性知识,这样才能对实际情况摸底,心中有数;不要忙于事务主义,不做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汇报,看书面报告,或靠报表来了解情况。

其次,要做系统的从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他们指出:对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都要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要加强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深入研究;要加强对历史、对环境、对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比较、和过去的比较,还要和国外的比较,才能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

再次,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他们指出:调查研究要有满腔的热情,“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求知的渴望”、“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要放下架子,同群众作朋友;调查研究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并且要从个别到一般,从典型的调查掌握一般情况;要找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并多注意听反面意见;为了弄清实事,需要交换、比较、反复,既要占有更多的材料,又要抓住要点,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1961年,毛泽东曾明确地提出:“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宝贵的遗训。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是时时刻刻提醒全党调查研究,不断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的新问题。江泽民在1993年曾指出:“尽管我们现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对象、内容、手段、条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调查研究在党的决策工作和全部领导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显得更为重要。”去年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第一线,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掌握工作主动权。”

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践党的指导思想、宗旨、路线、纲领和奋斗目标。我们一定要在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沿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不断与时俱进。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