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整体性的虚饰很快就遇到了问题，不仅柳青的《创业史》难以续字，而且20世纪80年代以后，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生活真实”的方式，率先对这个整体性提出了质疑。陈忠实的《白鹿原》对乡村生活“超稳定结构”的呈现以及对社会变革关系的处理，使他因远离了整体性而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某种“疏异性”。在张炜的《丑行或浪漫中》，历史仅存于一个女人的身体中。这种变化首先是历史发展与“合目的性”假想的疏离，或者说，当设定的历史发展路线出现问题之后，真实的乡村中国并没有完全沿着历史发展的“路线图”前行，因为在这条“路线”上，并没有找到乡村中国所需要的东西。这种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难以整合的历史。整体性的瓦解或破裂，是当前表面乡村中国长篇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铁凝新近出版的《笨花》（作家出版社），也是一部书写乡村历史的小说。小说叙述了笨花村从清末民初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抗战结束的历史演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个中的历史演变更像是一个虚拟的背景，而笨花村的历史则是具体可感、鲜活生动的。因此可以说，《笨花》是回望历史的一部小说，但它是在国家民族历史背景下讲述的民间故事，是一部“大叙事”和“小叙事”相互交织融会的小说。它既没有正统小说的慷慨悲壮，也没有民间稗史的恣意横流。向家的命运是镶嵌在国家民族命运之中的，向中和和他的儿女向文成、取灯以及向文成的两个儿子，都与这一时段的历史有关系。但是，向氏一族并没有、也不可能建构甚至成为这段历史的“缩影”。尽管在向中和和取灯的身上体现了民族的英雄主义。但小说真正给人深刻印象的，还是“笨花”村的日常生活，是以中和的三次婚姻以及“笨花”村“窝棚”里的故事。因此，《笨花》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反史诗”的作品。
笨花村棉花地里的“窝棚”，是小说中的一个经典场景。它像一个暗夜笼罩的舞台：既有心神不定的看花男人，也有心情像棉花一样盛开的拾花的女人，既有游走的“糖担儿”，也有暗哑的糖锣。无数个窝棚既扑朔迷离又充满诱惑，它是笨花村一道独特又暧昧的景观。它是笨花的风俗，也是笨花的风情。在这个场景里出入了与笨花村相关的各种人等，在笨花村，它是人所共知的公开的秘密。它像一个男女之事的“飞地”，也是一个诱惑无边的肉体与棉花的民间“交易所”。但笨花村似乎习以为常并没有从道德的意义上评价或议论它。除非在矛盾极端的时候，偶尔骂一句“钻窝棚的货”。但是，“窝棚”里的交易却在最本质的意义上表现着人的性格、禀性和善与恶。西贝牛、小治、“糖担儿”、向桂、大花瓣、小袄子等，都与“窝棚”有不同的关系。甚至，取灯最后也被日本鬼子糟蹋、杀害在“窝棚”里。
窝棚仅仅是小说大舞台中的一个角落，与窝棚有关的人物也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但在这个黑暗笼罩的角落里小说以从容不迫地叙述，通过小人物照亮了过去许多抽象，或不证自明的观念。比如“人民”、“民众”、“群众”等，他们被指认为与革命有天然的联系。而且神圣不容侵犯，他们是不能超越和质疑的。但在《笨花》，他们既可以钻窝棚，也可以上学堂，既可以不自觉地参与抗日，也可以轻易地便捷通敌。那个被命为小袄子的年轻女孩儿就是一个典型。她不同于她的前辈向喜向中和，也不同于他的同代人取灯。她既没有旧式人物的民族气节，也没有新式人物的革命理想。她只是一个普通人，她在动荡年代只希望能够求得生存，最后她还是被处决了。但这样的人物也被动地参与笨花村历史的书写。
《笨花》是一部既代表了家国之恋，也表达了乡村自由的小说。家国之恋是通过向喜和他的儿女既不张扬，但却非常悲壮的方式展现的；乡村自由是通过笨花村那种“超稳定”的乡风乡俗表现的。因此，这是一部国族历史背景下的民间传奇，是一部在宏大叙事的框架内镶嵌的民间故事。可以肯定的是，铁凝这一探索的有效性，为中国乡村的历史叙事带来了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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