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言情剧是当代都市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是都市伦理意识、道德观念流变的表征。有的都市言情剧热衷于反映现代性与传统道德的碰撞,如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渴望》;有的深入探讨现代婚姻中出现的危机与困惑,如《牵手》、《中国式离婚》;有的聚焦于都市的成长记忆和历史影像,如《来来往往》;有的批驳和谴责男权
通俗和审美并不是相互矛盾的。通俗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和审美取向,而非形式上单纯的浅显易懂、直白浅陋。通俗剧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深度、审美、艺术为代价,正如曾庆瑞先生所言:通俗不能流于庸俗、粗俗、低俗,通俗剧也要有文化品位。媚俗是极端的形式主义。注重外表的夸张、画面的绚丽、趣味的低俗、表演的滑稽、内容的无聊,是它的显著特征,这是审丑意识和价值观偏离的外化。如果说通俗是在创造大众的审美趣味,那么媚俗就是在批量生产大众的审丑畸趣。在追求收视率和追逐商业利润的大背景下,言情剧出现了媚俗和审丑的迹象;女性角色越来越野蛮粗鲁,粗话和脏话连篇;金钱和肉体的交易拿到阳光底下来讨价还价;无知和无畏变成了审美和仰视的对象;放纵和暴露是个性的体现。审美畸趣和消费主义、纵欲主义是紧密相连的。消费主义和纵欲主义大胆生产审美畸趣,而大众的审美畸趣一旦养成,就会自觉地追寻和渴求更加无聊的消费文化,这是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后果极其可怕。因为大众的消费趣味一旦败坏,社会风气将发生逆转,再要进行修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言行的媚俗倾向。言情剧中的媚俗趋势在男女主人公的言行方面十分突出。过于粗俗的言语和暴露的行为也许对空虚和迷茫的都市孤独者是一种麻醉和安慰,但是就价值导向层面而言,很容易形成一种跟风的势头。言情剧的男女主人公经常有这样一些口头禅:“你以为你是谁呀”、“我的地盘我做主”、“X她妈”、“男人都一个德行”、“你真可爱,就是可怜没人爱”、“你真不要脸”。言情剧故事的展示和驱动中少不了床上戏:他们裸露着半个身子,在床上翻来覆去仿佛摔跤似的场面频繁出现;有的干脆把许多隐秘性的话语和生活端出来让你看,有的甚至把带有血污的令人作呕的东西也展示在银屏上供大家展览。电视剧《中国式离婚》中多次出现林小枫要求丈夫“做那个”的激情场面,林小枫围绕丈夫的性无能大作文章,刘东北帮助宋建平作性无能的假医检证明,夫妻俩就这个话题争论不休,而且言语十分露骨。这种私密空间的公众化,一方面能够满足看客的窥视心理和吸引猎奇者的眼球,为收视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这些私密空间在镜头下有夸大或放大的负面作用,是不是夫妻生活就只剩下性的问题了?性的健全与否是不是决定家庭破裂与幸福的唯一因素?言情剧会不会走向言性剧的另一端?这种故事的放大和夸大是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在作祟,性爱场面成了拉拢观念、吸引收视的调味品。事实上、没有性爱场面照样能表现情感世界。韩剧就是这方面的活生生的教材,韩剧中的情感场面和性爱生活十分含蓄、自然。性爱生活融入了日常生活的伦理和情感之中,这种附着于伦理和道德的性爱生活使人备感真实、温馨、可信,没有表演和展示的痕迹。这是经过审美处理的结果。没有经过审美过滤的露骨场面只是动物性的情色表演,是媚俗的姿态或奴态,不能称其为艺术,只有经过审美过滤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电视剧《来来往往》里面有这样一场戏,当康伟业和段莉娜在雨夜初次偷吃禁果后,段莉娜向康伟业提出了结婚的要求,康伟业犹豫不决,甚至故意躲开不见段莉娜,段莉娜认为康有二心,不愿对她负责,于是就把一块带血的床单作为罪证摆到了康伟业的办公桌上。这样的场面显得十分粗糙和令人费解,虽能一时产生冲击力很强的收视效应,但也给以客厅为收视环境的家庭成员带来了许多尴尬。这种带有血污的场面,还是以回避或含蓄的方式表现为好。
婚恋审美观的歪曲不可小觑。首先应该澄清这样一个事实:言情剧反映和展示的内容不一定都是值得提倡和宣传的对象。消费性的言情剧受商业规律的支配,剧中的审美立场往往是游离和不清晰的,有时为了追求收视率和成本收益,制作者有意颠覆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甚至允许低俗的内容和画面在荧屏上反复出现。这样,公众认同的价值观、道德观必然在大众社会里走向衰落,造成了共同价值观的缺席,而带有迷惑性和欺骗性的价值观就会乘虚而入,取代共同价值观的地位和作用。价值观方向的迷失,必将出现道德危机和伦理滑坡的现象。有关“婚外情”的反映和探讨是言情剧的重头戏,严格意义上讲,“婚外情”是影响社会稳定和家庭和睦的毒瘤,“婚外情”不值得提倡和宣传,美化婚外情的艺术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下就是审丑的艺术。但是,多数言情剧在表现婚外情领域时总是大胆表现一些刺激和惑众的场面,而价值评判立场严重缺席,很容易造成受众价值取向的偏离和游移。《结婚十年》反映的问题具有代表性。男主人公成长下岗失业,收入不景气,整天郁闷不堪。婚后感觉更加失落和无助,每天借酒浇愁,失去了面对生活的信念和勇气。妻子韩梦精明能干、事业如日中天,主动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丈夫成长愈加不能容忍。这时,年轻漂亮的邻居家女儿王菁闯入了成长的视野,人生不得志,事业不如意的成长走上了通过婚外情的方式放纵生活的歧路。但是,剧中采用了“伪真实”的策略,让情感裹挟着夫妻争吵的热闹、婚外情的刺激等情感盛宴来掩饰不道德对象的真面目,使受众在晕晕乎乎中认同了“女人不能强过男人”的陈腐观念。我们仔细分析发现:在男权社会里,养家糊口对男人来说既是责任,也意味着权力,倘若连养家糊口的任务都不能担当,就意味着男人权力的丧失。在男权社会或男权意识浓重的氛围中,这是对男人极大的羞辱,是无能和懦弱的代名词。成长的身上男权意识十分浓重,他容不得韩梦超过自己,虽然自己说不出多少原因,却感觉不是滋味,这是男权意识在他的心里投下的阴影所致的必然结果。在提倡荣辱观的今天,男权意识不值得宣扬,更不应借助“伪真实”策略对男权意识膨胀给家庭造成的伤痛抱以同情的态度。倡导男女平等的今天,妻子养家糊口也未必不可,在养家糊口的重任面前妻子也有同样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过分渲染丈夫在家庭中的重要性,而贬低妻子在家庭中地位和作用的看法,是都市大众的一种审丑表现。当下的都市生活中出现了一种“非结婚主义”、“幸福单身”的潮流,言情剧中也有反映。电视剧《好想好想谈恋爱》反映了四个都市单身女性的婚恋经历和婚恋观。女主人公谭艾琳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了自己的意中人伍岳峰,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了解,谭艾琳发现他竟然是一个“非婚姻主义者”,本想结婚的谭艾琳只能带着失望、遗憾离开了伍岳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延续香火、生儿育女、生殖是头等大事,父母亲绝对不能理解、也不会答应子女辈的“非婚姻主义”。这种婚姻价值取向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审美价值观,不应该把西方认可的价值观当作我们生活的主流来津津乐道。
在荣辱观或价值观的视野下来审视都市言情剧的创作,来分析言情剧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话题。都市本身就是一个群居社会,都市的情感生活是折射都市大众价值观的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既能够观察到都市大众价值观的流变,也能深深感觉到这种流变背后的危险倾向。笔者认为:言情剧的创作,应该理性地看待自己肩负的使命和任务。以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来引导都市社会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倾向,是言情剧义不容辞的责任。事实上,都市大众正确的审美和价值取向的确立,对提高言情剧的品味和质量不无益处,到那时,大众就会主动拒绝低俗的言情剧,自觉与审丑和搞笑的言情剧保持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