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吃法

宋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餐饮业是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平均年递增15％以上，对扩大就业、增进消费、化解购买力存量贡献巨大。最新数据显示，扣除居民在家庭内部的食物消费，中国能够统计到的餐饮业营业额，2005年已经达到8886.8亿元，比上年增17.7%，营业额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3.2％，预计今年餐饮业营业额有望突破10000亿元。

记者：在中国丰盛的大餐桌上，主要是谁在吃，在怎么吃？

宋则：根据餐饮付费最终由谁来支付埋单,分为“三种吃法”：第一种：居民、家庭消费。这种由用餐者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来支付餐费，属于为餐饮业增长作出贡献的居民消费，“他花掉的是自己的钱”。居民花自己的钱到餐馆消费，通常比较谨慎，非常讲究实惠，绝少铺张浪费，与之对应的消费场所也通常是中低档餐馆。

第二种：企业商务消费。餐饮消费是中国商务活动中重要开销。这种餐饮消费通常具有较强的功利性，支付来源也可能曲折多样，但最终都要摊入企业成本，并且纳入资本周转，通过产品或服务的销售过程来如数收回。商务餐饮消费从一开始就不是“花掉的”，而是属于投资、垫付行为，在通常情况下要伴随着其他成本和利润在销售结束时周转回流。因此，商务消费开支最终是由企业所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者来支付的。

企业商务餐饮消费不具有主观随意性，而是带有很强的市场硬约束。在正常的、健全的、公平竞争的场合，商务餐饮消费额度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并且会形成市场造就的平均化趋势。假如个别企业因为其过度餐饮消费导致销售价格过高，最终会丧失企业的竞争力。因此，成熟的企业通常会实行极强硬的内部预算约束。一位腰缠万贯的跨国公司老板，也几乎算得上是个吝啬鬼，盯紧员工“要为顾客节省每一个铜板”，道理正在于降低或节约他的成本。

当然，在存有市场垄断或行政垄断的场合，情况就不同了。企业餐饮消费完全可以无所顾忌地一高再高，反正最终会转嫁到用户或消费者头上，无论他们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是知情还是不知情。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政企不分、行业垄断、商业贿赂常常导致高额的企业餐饮成本，并且毫不客气地转嫁给毫不知情的“倒霉的消费者”。

第三种：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公款消费。全国上下，每年名目繁多的公务活动使人应接不暇，公务餐饮消费更是引人注目的一项巨大开销。无论具体的支付来源多么曲折离奇，最终都要由财政支付，而财政支付的来源是各种各样的税收。也就是说，公务公款消费活动无论是否正当合理，最终都无一例外，是由纳税人支付的。

记者：怎样抑制公务、商务消费的大吃大喝？

宋则：需要指出的是，对公务、商务消费也要具体分析，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正当的政府公务、企业商务性质的各种会议、活动或招待宴请是十分必要的，最终会为公众、企业、社会带来直接的、间接的利益，其费用开支能够从中获得补偿，并且应当按规定在行政管理费用或企业成本中列支，无可厚非。但即使如此，也需要严管和规制，公开和透明，节俭和效能。除此之外的公务、商务消费则属于大吃大喝、挥霍浪费，纯粹是巧立名目的“偷吃”行为，有百害而无一利。对此，绝不可“下不为例”、轻易放过，不但要制止，而且还理应替纳税公众加倍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