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实现我国中长期发展目标，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项根本性战略。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其中，创新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引擎。而企业创新中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的集成是构筑
创新集成的时代内涵
熊彼特第一个从经济学或企业经营的角度系统提出了创新概念。在他看来，创新就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包括五种情况：一是创造一种新的产品；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四是取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给来源；五是实现任何一种新的产业组织方式或企业重组。20世纪30年代熊彼特对创新的开创性研究曾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极大轰动，并且至今一直被视为对创新的经典性论述，其主要原因就是熊彼特的“创新”一开始就是一个带有“集成”形式的表述――尽可能广义的创新，它既包括技术创新，又包括商业模式创新、组织创新、供应链创新等形式的非技术创新。
西方国家企业成长和创新理论演变可以验证创新集成合理性发展轨迹：第一，只有在多种因素上不断创新的企业才能持久生存和较快发展；第二，那些过分依靠某种或某些要素的创新（如资本、技术、规模经营）的企业，在生存与发展上往往比不上实施创新集成的企业；第三，现代企业成长越来越依赖技术与非技术的多种因素，因此，西方的创新理论越来越强调多因素的集成式创新，而且，现代意义上的创新集成比熊彼特的“创新集成”从内涵到外延上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
“集成”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被广泛应用的一个现代术语，它用于描述包含多种因素的事物存在的状态――互为关联的整体性、整体大于局部的协同性。就企业创新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创新集成”可明确地表述为包含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两个方面。
对企业而言，技术创新是将发明转化为应用的实践活动，或者说，是将发明中的新思想和新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企业经营活动中。从创新性质的角度，可以把技术创新分为渐进性创新、根本性创新、结构性创新和模块化创新。按照创新内容的不同，技术创新又可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
非技术创新的内容也比较宽泛。可以说，在经营活动中，技术创新之外的创新活动都可以被认为是非技术创新。有关非技术创新的内容，研究者们论及到的有商业模式创新、价值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流程创新、供应链创新、渠道创新等诸多方面。一些研究者曾对以上创新进行一些整合，将非技术创新归纳为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等几个方面。
创新集成的协同功效
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对企业经营各有不同的功效，同时，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又共同构成了企业创新不可分割的整体，各种因素适宜的集合将会发挥出整体大于部分的协同功效。这是因为：第一，满足人的需要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人的基本需要就是产品和服务。产品和服务是经过经营来实现的。一般说来，产品和服务所具备的功能总是通过某种技术手段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技术因素在产品和服务的功能实现中具备直接的功效，而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首先或主要是体现在其所具备的功能（使用价值）上。由于技术因素在产品与服务（使用）价值载体形成中所具备的直接功效性，而且，技术因素对非技术创新中的商业模式和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因此，技术创新在企业创新中应被置于中心地位。第二，生产性经营是实现产品与服务的功能价值，它构成了价值的基础；商业性经营是实现产品与服务的市场价值，是价值最终实现的环节，所以，商业模式创新被认为是非技术创新中最具功能性的形式。第三，管理是提高经营效率的根本性手段，在管理过程与创新形成中同样含有相当的技术因素于其中；管理也能产生效益并且对企业经营具有普遍的保障作用，因此，管理在企业营中是至关重要的。第四，组织、文化、体制不仅是生产与商业经营的保障因素，而且也是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中的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得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信息时代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只有不懈地追求卓越与完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懈地追求卓越与完美的最恰当的现代解释就是不断地创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这种创新，不是企业某一方面的创新，而应是围绕技术创新的技术与非技术创新的集成。而且，只有当它们以合理的结构形式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匹配的有机体时，才能形成具有协同效应的集成的创新体系，从而才能造就企业持久的竞争力。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既是日本企业发展的辉煌时期，也是企业创新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不仅依靠持久和富于激情的技术创新成长为技术强国，而且在商业模式（客户至上、全程化服务等）、管理（准时生产、精益制造等）、组织（年功制、终身制等）、文化（学习组织、团队建设等）、体制（国家创新体制、产业政策）等非技术方面也引领着创新的潮流，从而造就了日本企业在这段黄金时期持续的竞争力。其实，恰是创新的辉煌造就了日本企业发展的辉煌。因此，也可以说，日本企业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崛起，就是善于运用以技术创新为中心的技术与非技术创新的集成而获得成功的范本。
构建以技术为中心的集成式创新体系
“集成”就是将多种因素集合为一个互为关联的整体。对于企业创新而言，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的有机集合才能构成互为关联的整体，这样的创新集成会产生整体大于局部的协同效应。反之，如果忽略创新集成中的某些因素的创新或因循守旧，同样会产生影响整体的放大局部负效应的结果。这从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后高新经济落伍于美国的原因中也能得到印证。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跨国大公司茁壮成长，主要得益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国家对企业初期的大力扶植（极廉价地转卖国家企业和极优惠的政策）；二是持续的产业倾斜政策。但这种惯性造成日本在文化层面上，企业家比较缺乏商业冒险精神；投资上多以借贷方式支持传统的大（家族式）企业或已成熟的企业，不愿以风险（以入股为主）投资的方式支持中小成长性企业。而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网络型经济为代表的高新经济发展中，日本的企业家精神、国家产业支持政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投融资体制等方面守旧与观望，导致了日本企业技术的落伍和竞争力的衰退。以至在日本意识到这一点而急起直追时，由于新一代网络经济所具备的强势经济的特性，使得错失时机的日本企业需要花数倍的努力才有可能赶上，条件还须是美国经济发展战略上出现了能让日本可乘的机会。
在新一轮的竞争中，美国不仅由于在技术、品牌和市场推广诸方面相比日本企业已形成明显的优势，更主要的是技术、品牌、市场推广诸因素的创新集成造就了在新经济时代中前所未有的强势企业――一旦确立这种综合的强势，便会在资源获取和利用率上相比其他企业处在一种优越的、对手难以企及的“势力垄断”地位。因此，从根本上讲，日本与美国在高新经济的竞争中不是输在技术上（事实上，日本素以注重技术创新而闻名于世），而是输在某些创新因素的守旧上；或者说，尽管日本在技术总体上落后于美国也是事实，但技术的落后并不是源于技术创新本身，而是源于保障技术创新的其他创新因素和机制上。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虽然我国综合国力大增，已称得上是（总）产值大国，但还称不上是经济强国，在技术、品牌甚至市场上对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程度的依赖性。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不够强，这使得我国还不是技术强国；另外，我国企业的非技术因素方面的创新也有待强化。
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就要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在引进先进技术基础上的消化吸收。为此，一是要营造尊重和崇尚科技的风尚，真正把科学技术置于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地位，这样才能焕发国民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激情与责任；二是要构建以技术为中心的技术与非技术创新的集成式创新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集成模式；三是要强化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在国家投入、实体设置、大学与科研机构服务定位等方面尽快完成企业主体归位并强化企业全面创新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构筑企业持续的竞争能力，从而使我国经济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确保我国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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