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喇嘛要塞为山丘、壕堑与碉堡环绕。
读完杨镰先生的《黑戈壁》，直觉告诉我这是一部迟到了至少两年或者更长时间的作品。2003年10月那次西部考察归来，作者本就可以完成
当读完这部作品，我承认，我愿意接受“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个概念。虚构和写实总是在相反的意义上被批评家使用，但是，在这里，虽然“非虚构”也站在虚构的反面，但它却是一个无法和“写实”交相置换的概念，除了写实之外，它还包涵很多更内在的东西。从文体看，用文学笔法如实叙述新近发生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我们习惯上称之为报告文学。但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的指称遇到了麻烦，尤其是当作品处理的是历史题材，它立足实录，因而无法以历史小说命名，亦非新近发生，称之为报告文学也难免尴尬。“非虚构写作”的提出一方面可以澄清报告文学概念使用上的模糊性，另一方面也给这一概念注入了很多异质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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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盛时期的黑喇嘛。 引自《假喇嘛的头颅》。 |
作者对黑戈壁的叙述是从2005年“我”站在碉堡山开始的，在这样处理的背后，我们分明可以辨析出作者的叙述策略：一、叙述者“我”就是黑戈壁的考察者，我所讲的将是一段我亲历的真实的考察见闻；二、文本传递出了强烈的现场感，在进一步叙述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的2005年或2003年的现场只不过是通向20年代中亚历史博弈现场的走廊；三、“我”是研究机构的教授、研究员，西域的过去现在就在心里，这样的写作者身份自然衍生的公信力，有理由让读者相信其叙述言之凿凿。以上三点及其在叙述中的应用确实保证了读者的阅读真实感，但是，我认为，如果只停留在这样的层次，这种真实还只是报告文学的真实，远没有达到“非虚构”的特征。
在《黑戈壁》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按线性时间排列的故事链：2005年的考察、2003年的考察、1968年后我在军马场、1924年“黑喇嘛”丹毕加参被刺。作者从2005年的考察起笔，把历史充满感性地摆到读者面前。从这一点看，2005年叙述只是手段，它构成一条淡淡的线索，似乎总在印证2003年考察得来的历史兴亡之慨。当二者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它们带来的不仅是历史的现场感，而且还有引发读者兴味的神秘感。如由看似神秘的“敦煌天杰”的敖包，渐次揭开“黑喇嘛”的朦胧面纱，如此的叙述一直牵动着读者好奇的神经。更为关键的是，作者不知不觉中向读者暗示他所感受到的对历史的价值认同，在叙述中没露面的“黑喇嘛”已经预约了“天杰”的称谓。如果说2005和2003年的考察叙述仅仅是用感受介入历史，从而成为历史叙述的一部分，那么，1968年后作为牧马人、游走于黑戈壁的“我”简直是在用身体触摸历史，到处听闻荒漠豪杰的传奇让“我”感到历史就在身边，同时，我在军马场的岁月也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整个黑戈壁故事中了。我和我们（前辈探险家赫定、列里赫、拉铁摩尔、班长老裴、我的朋友们等）与“黑喇嘛”和他们（杨增新、马仲英、卡努科夫等）实际上是融为一体的，都属于黑戈壁。
上世纪20年代“黑喇嘛”丹毕加参与黑戈壁的政治风云是作品的中心无疑，但作者叙述时总是由历史旧迹踏勘起笔。叙述中时空交错混杂，历史的不同时段形成了对话关系，考察者的惊奇困惑，牧马人的艰辛忍耐，戈壁群雄的逐鹿征伐，都绞在一起。黑戈壁故事的传奇性发挥到淋漓尽致，同时，作者在黑戈壁发现了真的西北历史。
《黑戈壁》是故事，但重心却在故事背面的意义；是历史，但更看重人面对历史时的感受；是实录，可又极重视叙事策略。它时空杂糅但阵脚井然，那散落字里行间的思索感叹更是丰富得让你眼花缭乱。
《黑戈壁》
杨镰著
知识出版社
（图片均选自《黑戈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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