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恶痛绝公款吃喝
严恺教授最痛恨公款吃喝。虽然党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公款吃喝,但在很多地方却令不行、禁不止。只是这样的事如果碰到了严恺教授,必然要碰一鼻子灰,轻者落个自讨没趣的尴尬下场,重者必遭先生当头棒喝。即便是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严老也会以只吃几筷蔬菜、一碗面条或拿几个馒头就走的方式来表示反对。渐渐地,就有人认为他只吃素不吃荤。其实严老并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他年轻时在欧洲留学养成的习惯恰恰是肉食为主,多吃水果,很少吃蔬菜。而他在私人交往中,也会请别人吃饭喝酒。
有一次,时任国家教委分管出版社工作的司长、严先生的学生沈有益同志去看他,他很高兴,他们回忆往事谈兴很浓,让人感受到严老亲切随和的一面。但后来谈到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时,严老却突然激动起来,他大声指责一些地方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现象,严厉地说:“报纸上说公款吃喝一年要花掉几百个亿,为什么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却发不出?真是岂有此理!为什么有的地方干部如此胆大妄为?真是太不像话了!国家教委管不管?!”严老的一席话,令满座为之动容。严老如此深恶痛绝公款吃喝现象,不仅是他疾恶如仇的刚烈性格使然,更是他一贯忧国忧民情感的真实流露。
一生诠释河海校训
1982年,华东水利学院迎来了建校30周年庆典,严老挥毫写下华东水利学院纲领中的纲领――《十六字校训》:“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
后来,严老多次申述《十六字校训》的含义,他说:“水利是艰苦的事业,所以,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在生活上一定要艰苦朴素。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科学是严肃认真的,不能马虎,所以还要严格要求,要有创新精神,才能取得独特成就。”
严老亲手拟就的,不仅是河海大学的校训,更是他一生都躬身实践着的、为人做事的准则。
1952年,严恺教授受命自上海交大来到清凉山山脚,创建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前身),身先士卒,披荆斩棘,在草棚搭建的校舍中给学生上课,在新辟的简陋运动场上与学生一起参加全校运动会的竞走项目。严老以身作则、严谨踏实、与学生打成一片的作风,在华东水利学院建院初始便有口皆碑,在河海大学几十年的发展史中,更是被一代代河海人传颂和继承。
熟悉严老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件老羊皮布面旧大衣,还有一块形影不离的旧怀表。南京冬天气温低,严老便常穿着那件已经褪色又很重的旧大衣,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别人建议他换一件呢大衣或轻裘大衣,严老不同意。原来,这件大衣是他上世纪三十年代从荷兰留学回国,参加黄河中上游测量地形时穿的,冬天在野外测量,没有这样厚重的大衣不能御寒。几十年过去了,他一直舍不得丢。而他的旧怀表,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欧洲学习时买的。严老主持召开过成百上千次会议,每次会议开始,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怀表从身上取下,放到自己桌子前,以便严格掌握时间。
一份特殊的出差费用表
多年来勤俭节约的习惯和刚直不阿的个性,使得在严老身上常常有很多令常人“匪夷所思”的事例。
有一次严老出国参加学术交流会,出国人员按规定标准要领取一定的费用,水电部发补助2390法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另发生活费2304法郎。严老那次出去实际花费住宿850法郎、用餐30.6法郎、地铁12法郎、零用80.8法郎、合计972.4法郎。回国后,他向国家上交了3720法郎。在这份特殊的出差费用表上,他这次出国不但未花国家一分钱,反而给国家“赚”了1000多法郎外汇。严老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兼任所长时,对该所的奖金一分不要,工资以外的收入一概不收,凡推辞不了的,他都作为特殊党费上交。
严老在西安参加一个大型的项目鉴定会时,需要每人自交伙食费1元。会议结束后,主办方摆下盛宴。严老问及原因,说是伙食费结余。他当即朗声责问:“只交1元,哪来的结余?!”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
1988年初夏,当时的江阴县想建一个港口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想请严老出谋划策,对这一重大项目进行科学论证。当他们怀着忐忑的心情向严老谈了设想后,没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水利专家一听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后来,严老与几名专家一连去了几次,认真搞勘查、选港址、作规划。临走时当地政府过意不去,送上了礼品,严老明确拒绝了。后来县长跑到南京将毛巾被等礼品亲自送上门,把严老气坏了:“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说不要就是不要,要是谈工作,可以;要是送礼,马上就走!”县长见严老为这点东西发这么大的火,感到很惭愧,赶紧把东西都带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