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13年,是为周赧王二年。这一年也是楚怀王十六年。《史记・赵世家》:记这一年,“楚、魏王来过邯郸”这句话不该被忽略。
首先,从研究合纵连横的角度来说,不应被忽略。《史记・楚世家》云:“(怀王)十一年,苏秦约纵山东六国兵攻秦,楚怀王为纵长。”怀王十一年就是“周慎靓王三年”,也就是公元
其二,从研究屈原外交活动的角度来说,也不应被忽略。屈原“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但其具体内容《史记》却语焉不详,所知者仅“使齐”一项,而且在一次两次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至于屈原与“合纵”大事的内在联系,学者往往猜想有余而证据不足。此等事诚然令人叹息!但是,若是看到“楚、魏王来过邯郸”与“屈原使齐”二事都是发生在“怀王十六年”,那么,问题的解决就会柳暗花明。
第三,从理解屈原作品特别是《离骚》的主旨的角度来看,“楚、魏王来过邯郸”这句话的作用也是很大的。由于上述两点能够说明若干问题,特别是能说明屈原的外交活动范围,楚怀王的个性缺点,以及屈原所遭受的政治挫折,因此,《离骚》中的悲愤情绪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理解了。
屈原不仅使齐,而且可能使魏、使赵。
楚怀王十六年“楚、魏王来过邯郸”,是继怀王十一年“楚怀王为纵长”之后的又一重大外交事件,是六国合纵活动的延伸。由于山东六国在合纵中的立场不尽相同,又由于秦的连横活动的反制作用,故而在怀王十一年之后的几年内合纵形势不断发生变化。总的来看,一方面,六国中的韩、魏、赵受秦侵略,需要继续联合抗秦;另一方面,齐虽停止了与楚的冲突,却又在赵、魏之间用兵,并出兵破燕,因而大大地干扰了抗秦事业。为此,六国联盟需要重新寻求共识,整合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有了“楚、魏王来过邯郸”的重大事件的发生。
六国中,赵国谋秦最力,在怀王十一年之后的几年中,赵受秦害也最重。因此,可以设想,“楚、魏王来过邯郸”是受了赵武灵王的邀请。我们还可以明白,《史记》将“楚、魏王来过邯郸”一事置于《赵世家》而不是其他“世家”,正是司马迁“互见法”叙事的一个例证。“楚怀王为纵长”,理当受邀前往。魏受秦的间谍张仪暗中播弄,虽貌似摇摆,实则恨秦,故亦在受邀之列。齐与赵、魏有隙,燕尚无君,故未受邀约。韩基本上受秦控制,即使受邀,也不会与会。所以,楚赵魏三国已经成为了抗秦联盟的核心国,而齐国则属于应被争取的与国。理清了上述关系,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楚、魏王来过邯郸”的同一年又有“屈原使齐”的原因。
“楚、魏王来过邯郸”与“屈原使齐”二事,是同时发生,还是相继发生?应当一辨。排比史实,“楚、魏王来过邯郸”事在前,“屈原使齐”在后。但是按之事理,楚怀王访赵,应由屈原陪侍;然后怀王返国,屈原单独使齐。又,怀王访赵,魏王亦访赵,二王同行的可能性极大,故怀王或先访魏而后访赵,或先访赵而后访魏,而屈原自然亦访魏矣。从地理角度而言,怀王访赵,由江陵往邯郸,中途必经魏都大梁;屈原使齐返国,也必须取道魏都。所以,屈原在“使齐”的那一年,到过魏赵二国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
辨明上述史实,则以下事实也容易理解。张仪使楚,怀王在国而屈原不在;张仪已去而屈原方回。原因就在于怀王先归国而屈原多跑了一大段路。要知道,从邯郸到齐国临淄,再由临淄返回楚都江陵,其直线行程,要比邯郸返回江陵远了将近一倍。张仪大约就是要利用这个时间差来钻楚国君臣的空子罢?
屈原陪侍楚怀王访赵魏,而后又使齐,可谓当年最重大的国际外交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甚至说是策划者也不过份。回望五年前(怀王十一年)的“楚怀王为纵长”,大约与身为左徒的屈原也有关系吧。若不是楚怀王中了张仪奸计而绝齐向秦,天下事未可知也。此后,楚怀王连出昏招,国势则每况愈下。屈原痛心疾首,乃是必然的。(作者单位:湖北黄冈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