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师,王选教授是永恒的。他为计算机科学领域培
曹操五十作《龟虽寿》,虽“烈士暮年”,仍“壮心不已”。我则认为,“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王选
1993年春节期间,王选教授仍像往年一样在家闭门搞设计。年后,他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回来,王选把设计给他看。学生看过后不客气地对导师说:“王老师,你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王选不禁愣住了,自己苦苦钻研了两个星期的设计,被学生正确的见解否定了。这件事情对王选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使他将思考的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
更长远的未来在哪里?在年轻人的身上。这一年,他在《“伏枥老骥”与“甘当人梯”》一文中如此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今后衡量自己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子,是否做到“爱才如命”、“人尽其才”和“才尽其用”,实现“才”与“财”之间的良性循环。
从那以后,方正研究院每招收一届员工,王选教授就让人事部门整理一本花名册,平时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到各部门去和他们聊天。他随手带着一个笔记本,那是他的“宝贝”,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他的抽屉里有一本花名册,每个员工都附有照片,他还把了解到的他们的在校成绩、得奖情况、个性特长、不足甚至家庭背景写在旁边,如“某某很聪明、能力强、爱玩”,“某某住附近外婆家”,“某某40人中排前10名,直、倔、冲”等等。一些刚来单位的年轻人,因为岗位不合适来找他,他会立即找相关部门解决问题。遇到重要骨干要走,他还会亲自出面挽留。
王选教授在一次讲演中曾这样总结自己:“实际上我可能有两个优点:一是有洞察力,二是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事实上,他的洞察力不仅在科研上,还在识人上。现在方正的几位年轻学术骨干,都是他独具慧眼看准的,而且一旦发现谁有某一方面的突出素质,他便牢记在心,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他们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肖建国,王选教授最早的硕士生之一,在王选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下,主持研制完成了我国第一个交互式报纸组版系统和彩色出版系统。2005年,王选教授一次讲话中鼓励计算机研究所全体教员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积极进取时说:“肖建国从1988年获得硕士学位到提升为正教授,速度之快,在北大少见!”听到这句话,肖建国非常感动:“仔细回忆一下,我从未和他提出过我该晋升职称了,都是他主动安排的。而且每次提职后他也从未和我提及他是如何帮助我不断破格提职的,他也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暗示过他的关照。”
汤帜,研究生考试时政治成绩不及格,陪同学到王选教授家咨询考研情况时,王选教授注意到他的数学和计算机成绩非常优秀,便破格录取了他。后来,王选教授又发现,这个学生非常着迷于技术,一个问题想不出来,会一想再想,直到找到答案为止,还有,他编的软件测试反映,错误很少。王选教授便让他继续当自己的博士生,后来,汤帜成为日文出版系统和e-Book方向的技术带头人。
要吸引年轻人有四个条件:一是成就感,二是创造团结和谐的环境,三是创造条件不断让年轻人的业务得到成长提高,四是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王选
李平立,北大数学系的尖子生,来求职时并不能肯定自己在计算机方面能有所作为,同时,几家单位都想要他,他还可以选择出国深造。王选教授一眼看好了这个数学尖子,立即向李平立发出了要亲自面试的通知,面试时,他像老朋友一样帮助李平立仔细分析他的特点和将来的发展方向,促使李平立明确了目标,愉快地来到了计算机研究所,并在日文出版系统的技术开发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当日本一家电视台问李平立,为何没有去国外找一份收入更丰厚的工作时,他回答:“在这里更能实现我的理想。”
的确,王选教授在很多个场合都谈到过4个吸引年轻人的条件,第一条,就是成就感。而他所谈到的“四个条件”,也是他对自己提出的“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一种践行。
他常说,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人把黄金年华贡献给了美国企业,除了待遇方面的差别外,在美国能接触到最前沿的研发课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应该创造条件,使国内工作的年轻人能进入某个领域研究发展的最前沿。1993年,56岁的他虽然健步如飞,思维敏捷,但他却真诚地反省到,自己在计算机这个属于年轻人的新兴学科领域的创造高峰已过,经过深思熟虑,他向计算机所提出正式退出科研一线,任命36岁的肖建国、28岁的阳振坤和汤帜担任研究室主任。
不做“权威”,不“瞎指挥”,学生可以质疑老师,是王选教授一直提倡的。他还认为,在成果署名上,导师做的工作不如学生,名字放后头;假如没做什么工作,想法都是学生提出来的,就不署名,不要拿学生的成果当做自己的成绩,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年轻人出头。
王选教授特别强调工作中的团队精神,他经常列举美国华人中流行的一种比喻:日本人的做事方式是“下围棋”,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的利益和最终胜利可以牺牲局部的某些棋子;美国人的行事风格是“打桥牌”,与对家紧密合作,针对另外两家组成的联盟,进行激烈竞争;中国人的作风则是“打麻将”,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他觉得这个比喻很值得反省,与过去相比,现代科学技术已经离不开合作,特别是软件业,大多是集体开发,更应该创造一个和谐、合作的环境氛围。
他常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价廉物美”,但如果长期“价廉”,可能会不再“物美”,要在待遇上充分体现人才的价值。他还说,事业心强的优秀年轻人才在有了很好的住房和工作、生活条件后,便不大会无限制地追求物质待遇,而会投身于他们看得更重的事业上去。为此,他从过去单位的技术转让费中拿出200多万元,集资购买了50多套住房分配给骨干,其中有的刚来单位不足两年,有的还没有成家。有一次,单位的一位技术骨干在回家结婚前向他提起,如果能把在外地工作的爱人调到北京来工作就好了。他立即按照当时北京市的政策,找到了要进人的单位。就在这对新人在家乡举办婚礼期间,意外收到了他的来信,说单位已帮助联系好了,一开学就可以来北京上班。还有一次,他从侧面了解到,他的一位博士研究生的爱人单位离家非常远,每天上下班需要3个多小时,便与学校多次沟通,将这位博士的爱人调到了北大。而这一切他从来没有向他的博士提起过,直到几年后,这位博士的爱人和同事聊天儿才意外得知事情的原委。
中国有句古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王选
作为老师,王选教授以高尚品德、大家风范和人格魅力,深深感染和影响着周围的人。
他的秘书丛中笑回忆到:“王老师谦和平易,温文敦厚,待人透着一股真诚、坦率和信任。多年来,我从未见他对谁发过脾气,对我他也从没有颐指气使,甚至连‘你应该’、‘你不能’、‘你必须’这样的语气都没有用过。分配我做事,从来都是客客气气,充分信任,我做得好,他连说‘谢谢’;出现纰漏,也不苛责。若交办我的工作有难度,他会补充一句:‘我知道你会有办法。’任何人听了这句充满信任的话,都会增添极大信心和力量,想方设法把事情办好。”
他给自己立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他公私分明,从不多花单位一分钱,不占公家一丝便宜。他到外地出差,总是坐经济舱,住标准间。一次他去美国见客户,要住普通酒店。陪同人员说,“您在美国与大客户谈合作,住这种地方恐怕不利于形象”,他才同意住五星级酒店。那个项目谈得很成功,之后他对陪同人员说:“还是你对,我们现在项目谈完了,可以搬出去了吧?”
他总是那样的谦逊与真诚,在功成名就后,他却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一个曾经作出过贡献,今天高峰已过,赶不上新技术发展的计算机专家。”
对于名与利,他观点明确:“中国有句古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他说一个人要有正确的名利观,他非常赞成欧美流行的一句话:一心想得到诺贝尔奖的人得不到诺贝尔奖。
淡泊名利并不意味着拒绝名利,他认为,不该得到的名利千万不要去得,可得可不得的名利尽量不要去得,应该得到的则是可以接受的。对于利,他说:“如果是我的劳动所得,我会欣然接受,然后按自己的方式去处理。”
而他处理的方式,就是把大部分奖金、奖品捐献了出来。秘书丛中笑曾在他的家中看到几十张大大小小、规格不一的收据。一部分是他捐出的奖品和纪念品,小到钢笔、笔记本,大到高级手表、照像机;另一部分是奖金,有几十元、几百元的讲课费,有数千元、上万元的支援非典、救助海啸灾难捐款,更有几笔数十万元的款项,捐赠给北大和九三学社。他还曾将自己多年来获得的30万元奖金捐献给北大数学学院,设立“周培源数学奖学金”,以奖励在教学和科研中作贡献的青年教师。2002年,他把获得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和学校的奖励共900万元捐赠出来,设立了“王选科技创新基金”,并把奖励自己的50万元交税后也放到了研究所的账上。
他的一生过得非常俭朴。十多年来,他的眼镜一直不曾换过,别人告诉他,眼镜隔几年要换,他一直不愿意,后来总算勉强同意,但配回来后,因为不习惯,他不肯戴,直到去世时,戴的还是那副老旧的黑框眼镜。他的衣着,总是夏天白衬衫黑裤子,冬天外罩一件夹克,西装只在正式场合穿,领带很长时间只用一条。他总是那么严于律己,心里想的总是别人,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如此:2月13日上午,他的呼吸越来越衰竭、血压不断下降,输进去的血和流出来的血颜色几乎没有区别。与他相知相伴一生的老伴陈??老师痛断肝肠,她深知他的心愿,脸贴在他耳边轻声地问:“那……咱们不输血啦?留给更需要的病人吧。”虽然闭着眼睛,他还是肯定地点点头。王选教授以他的学识,更以他的为人,让人们永远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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