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令人目接不暇的新闻、图片、节目，乃至时事话题、学术课题的包围中，我们越来越被迫熟悉这样一个“阿富汗”：这是一个地图上的“阿富汗”，沙盘中的“阿富汗”，卫星拍摄照片中的“阿富汗”。它完全
这就是事实。然而，并不是唯一的事实。至少在阿富汗或者为你所知的任何“地区事务”上，人们并不甘心这样唯一的一种解读，人们需要一种更人性更直接更细腻更诉诸感受的解读，一个需要对世人讲出故事的“阿富汗”。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仿佛就是承担着这样的一个使命向我们走来的。
作者是阿富汗人，从小生活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从1979年的苏军入侵，到1990年开始的内战，再到1996年开始塔利班的暴政，再到“9・11”后美国出兵阿富汗，阿富汗这颗“亚洲的心脏”，就一直未在战火中片刻喘息过。小说中，有大量的篇幅控诉战争和暴政给人带来的苦难。内战让人民苦不堪言，小说中写到，人们“穿墙凿壁，在家里挖出洞来，以便能避开危险的街道，可以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墙洞，在临近活动”。
这是一幅人间地狱的丧乱景象，但亟待救赎的不仅仅是国家，还有个人。小说主人公阿米尔和仆人的儿子哈桑从小是很好的玩伴，但他们中间又无情地横亘着种族和宗教的隔阂。在阿富汗，种族和宗教可以成为任何暴行或者对暴行纵容的借口。正是这种民族无意识的作怪，当一伙暴徒对自己好伙伴施暴时，小说主人公在应该挺身而出时却退缩了。有时候，旁观一个罪行，往往比参与一个罪行让人觉得更可耻、更难以被原谅。正是这种可怕的自责，让小说主人公甚至不惜赶走哈桑来强迫自己遗忘。他一错再错，最后不得不背负起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多年后，救赎的机会姗姗来迟。哈桑――后来他才痛苦地知道是自己弟弟，惨死战乱，他的儿子落入暴徒之手，主人公必须冒生命危险去营救，才能完成自身的最后救赎。最终，他做到了……
你可以说这是一部阿富汗版的《飘》，朋友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的亲情、友情、爱情，宛如小说中的风筝，在阿富汗烽火连天的天穹下摇曳飘荡，等待人去追逐去拾取。但是，不仅仅如此。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讲故事”，是小说频频提到的一个字眼。有时候，它是一种职业，做一个“讲故事的人”就是当一个作家，在小说中，主人公的这个选择构成了父子两代人的最大冲突。但是，更深层次的讲，“讲故事”就是对遗忘的抗争、对真相的尊重、对个人经验的确证，对阿富汗这个苦难的民族而言，则是实现精神救赎的唯一途经。小说里有多处谈论“讲故事”：“人们在如今这样的艰苦岁月里需要故事来分散注意力”；“也许你应该再写写阿富汗……将塔利班在我们国家的所作所为告诉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这当然是关于“讲故事”的一个朴素想法，但“讲故事”的意义不仅仅如此。
瓦尔特・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曾经发现：“战争结束后从战场归来的人们变得少言寡语了――可言说的经验不是变得丰富了，而是变得贫乏了。这难道不是随处可见的吗？十年后战争书籍如潮涌水泻一般被抛了出来，但其中所讲的绝不是人们口口相传的那种经验。这毫不奇怪。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经验遇到过如此根本性的挑战：战略经验遇到战术性经验的挑战；经济经验遇到通货膨胀的挑战；血肉之躯的经验遇到机械化战争的挑战；道德经验遇到当权者的挑战。”战争对人最大的破坏，不是别的，是对经验的剥夺。战争把人变“空洞”了。复苏这种经验、记忆、情感、人性，才是小说或者说“讲故事”的真正使命所在。“讲故事”对废墟中的阿富汗而言，与其说是讲出真相的需要，不如说是重建经验的需要。
汉娜・阿伦特曾经说过，一个故事向许多人显现，而不仅仅向故事中的行动者显现。故事使得人们共同言论和行动，并且相互向对方显现。《追风筝的人》，不仅复苏了阿富汗经验，也复苏了所有战乱之地的经验、丧失故土的经验。这经验有恐惧绝望，有屈辱悲痛，也有不离不弃、誓死相守。小说中，主人公问拉辛汗――一位饱经战乱的老阿富汗人，“你干吗不离开呢”，老人回答说，“喀布尔是我的家园。现在还是。”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著
李继宏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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