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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文明与东北亚历史研究 |
其实京旗回屯最初的本意主要是为了解决驻京八旗的生计问题。清朝定鼎中原以后，对旗人采取了“恩养”政策，生活所需全部由国家供给，并相继建立了份地制度和粮饷制度，其目的就是使他们能够生活无虞，全身心地投入军事作战，以保证大清帝国政权的稳固。然而从康熙中期开始，随着政权的稳定，旗人人口急剧增加，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时，已从顺治五年（1648年）的男丁346931人，上升为696681人。同时，由于清政府严禁旗丁从事农、工、商各业，普通旗丁除了披甲当差外无任何额外收入，致使其生活处于不断恶化之中。到乾隆初年，一部分中下层旗人已陷入“无钱粮，又无产业，实无糊口之资”的地步。这不仅使八旗制度出现了危机，也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统治。为此，自康熙朝至乾隆朝，清廷采取汉军出旗、八旗非正身旗人出旗为民、设立井田、赏赐银两、赎回民典旗地、建立养育兵等措施来缓解八旗的生计问题，并为此耗费了巨额帑项。然而收效甚微，更严重的是这些措施进一步助长了八旗官兵的依赖性，生计问题还是没能彻底解决。
乾隆初年，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探讨如何从旗人不事生产这一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要为八旗成员筹长远之计，就必须为之立下“恒产”，由“自为养”取代“官养之”。然而问题是，此时满族统治者早已在中原地区确立了稳固的统治，王朝初建时那种凭借武力用“圈地”方式夺取汉人土地再分配给满人的做法早已不合时宜了，要让北京这些旗人自食其力，归田务农，便唯有去尚有大片未垦地的边区屯田这一个办法。经过实地考察，清廷最终择定了今天黑龙江省的拉林、阿城等地作为屯田之地，并从乾隆九年（1744年）起付诸行动。对于这一过程，如果从移民学角度来说，应当是清统治者运用官方权力和财力加以引导、组织、强制推行的一种政府性移民。与增加兵饷等一系列治标不治本的办法相比较，这显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如果我们排除其他因素，单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则清代京旗移垦的举措应该说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历史事件，在客观上，它促进了移驻地的土地开垦和经济开发。清廷长期以来为独占东北的自然资源、维护满族固有风俗，对包括黑龙江在内的东北实行了封禁政策，人为地限制了内地先进生产技术、经营方式等经济因素注入黑龙江，严重地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进程。而从乾隆初年开始的京旗回屯则使黑龙江各项事业开发有了良好的契机，成为其边疆内地化的开端。
为了办好京旗闲散的移驻之事，清政府在回屯区先期投入了大量经济开发所必要的启动资金和设备，仅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移驻的五百户京旗治办房地、牲畜、铁器等就“用银十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九两”。另外，清廷还运用国家权力组织人力将大批荒甸垦为农田，这些均是闯关东汉民所无法企及的。然而，由于京旗闲散久居京华，耽于侈逸，致使耕地垦而复荒。于是，娴于农耕的劳动力就成为他们此时最为迫切的需求，这就吸引了数十倍于旗人的谋求生活出路的汉族移民的到来，使得该地区荒芜的土地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开发。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阿勒楚喀、拉林共垦旗地4908垧”，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旗地已增至36278垧”，在近半个世纪内土地增加了31370垧。至道光年间，在伯都讷、双城、拉林及阿勒楚喀等地已相继开发出二百多万亩熟地。
大量满汉移民的到来逐渐改变了当地居民那种“岁易其地，待雨乃播”的粗放耕作方法，采用了内地的“间休”、“轮作”等先进技术，使农作物产量较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到嘉庆末年时，阿勒楚喀、双城等地的粮食产量已是“一垧之地丰年获粮八九市石”；普通年景，“种谷每垧收五六石以上”。到后来，生产的粮食不仅能满足当地需求，还有大量余粮输出。至今，拉林、五常、双城、阿城、呼兰等地仍为黑龙江省最重要的粮食产区。
随着人口的增加与农业的发展，为适应生活需要，各种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手工作坊也应运而生。最突出的就是“烧锅”。“烧锅者，蒸酒之地也。”回屯地区盛产上等的酿酒原料――高粱，加之人们喜欢饮酒，因此，白酒的产量极高，同治六年(1867年)，仅拉林一地就输出白酒111632斤，纳税钱44.5两。酿酒业的繁荣说明当时回屯区的粮食产量不仅可以满足食用、交纳租税的需要，而且已经有了大量的剩余。此外，大豆、小麦等农产品也促进了榨油作坊、面粉加工作坊的建立与发展。
京旗回屯还大大促进了黑龙江城镇的发展。在回屯区内，由于京旗的到来以及大量流民的涌入，不仅使榛莽变为良田，更是出现了“驻扎满洲日多，居民日密，商贩牲畜，不期而集”的繁荣景象，使过去人口稀少的边荒地区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村屯聚落。而昔日管理旗人的衙门所在地也逐渐发展成了阿城(阿勒楚喀)、五常（拉林现划归五常市）、双城(双城堡)等现代化城市，在这些城市的带动下，相邻地区也日益发展，今天黑龙江省的省会哈尔滨正是这样逐渐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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