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转眼丙戌年又过去四分之一了。再过两个月,我将体现自89岁向90岁的过渡。耳朵聋得厉害,装了助听器也无济于事。眼睛的情况略好一点,装了一只右眼的晶体,是北欧出产,价钱比较高,但效果也比较好。现在就凭着这只晶体,再加放大镜,还能读书,所谓“泛览群书”。虽说“泛”,也有自
从读书中,我遭遇了几个当代人物。他(她)们是,(一)刘心武(或者说周汝昌加刘心武);(二)孟小冬;(三)张中行(或者说杨沫加张中行)。现在就来说说我对他(她)们的一些评议和品味。
刘心武,我素不相识。他的前行者周汝昌先生,我也素不相识,不过知道的多一点。他比我小一岁,我生于1917年,属蛇;他生于1918年,属马。大学我上的清华,他上的燕京,两家是邻居。最近看到有关他的一篇《采访录》,附一张照片,我才知道,人已经很老了,据说,耳朵不能听,眼睛不能看,写东西全凭口授,别人用电脑记录。
至于刘心武,最初是女儿拿来他的一本《红楼解梦》。我先读了头一篇《帐殿夜警》,写康熙废太子胤?的事,文章写得不坏,读后肃然起敬。慢慢读下去,一直到小说体的三篇“之死”(即《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作者想象成分逐渐加多,可信程度逐渐减少,特别是关于贾元春,就根据曲子里“望家乡路远山高”一句,就说贾元春不是死在宫里,而是死在打围场里,是被一些高官子弟缢死的。后来我查周汝昌的文章,也有相同的说法。我是这样想的,一位乾隆皇帝的贵妃被一群暴徒杀害了,就是怎么“捂着”也捂不住,《清实录》和《清史稿》里总要记录下来的,但是都没有,那么,这就只可能是想象了。
但他二人的一个看法,在我看来,却是千真万确的,即秦可卿是红楼梦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蔡元培没有突破,胡适做了第一次突破,刘心武“师徒”二人做了第二次突破,这不能不说是学术上的一大贡献。
2005年,央视十台邀请刘心武做分题报告,一共做了30场报告。刘自己也懂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使出浑身的解数,口若悬河,一路讲下去。很快又印成书,两本,我花费了几乎一星期才看完,根本论证还是原来的,并无新的超越,只是在枝叶方面较前繁茂得多了。读完之后,我得了四个字:
“言有枝叶”。
这四个字,既寓有褒义,也寓有贬义。褒,是说他条理分明,虽越讲越乱,但一下子又收回来,又归了总题。贬义是说,这四个字的来源是,“天下有道,行有枝叶;天下无道,言有枝叶”,意思是光凭两片嘴皮,到头来对根本问题无所推进。
当然,《红楼梦》问题还是要研究下去,秦可卿问题虽是一个突破口,但不是主题。主题仍是宝黛思想感情问题,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的统治思想问题,甚至四大丫头(鸳鸯、平儿、袭人、紫娟)的思想和关系问题,等等。秦可卿问题,只是对贾府在康、雍、乾政治旋涡中的位置弄得更明朗了一点而已。
二
现在,来说说孟小冬。
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正是孟小冬在城里吉祥戏院唱戏的时候。只要买个票,就能看一场。但是戏票太贵,穷学生听不起。我们当时的饮食,假如吃包饭,一个月3块钱够了。假如挑着吃,叫着吃,那么有6块钱也够了。可是这些名角的票,5块只是站票,边座就要8―10块,池座就更贵了。当时叫我们破费两三个月的饭钱去听一场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最近,有一位许锦文者,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三次邀约,写了一本《梨园冬皇――孟小冬传》,我辗转寻到一本。我觉得,书写得不坏。这样说的理由有几个。其一,书中积贮了很多梨园轶闻轶事。也有些书中有些轶闻轶事,但大都是些闲谈。许锦文这本书里说的是一些主要流派中间的交错,其中更集中地说了很多余派老生的宝贵资料。其二,是有关孟小冬两段婚姻的记载。第一段和梅兰芳的,多少年来这事都“捂着”,如许姬传老先生有一篇专写孟的文章,其中与梅的婚姻一字不提。可能“梅大爷”曾有过话,叫避开不提。到许锦文这本书里,事情才铺开了。第二段和杜月笙的,那是在港台，大陆熟悉这档子事的更少了,但许书也写得很详细。可能是时间距离已经拉长,很多禁忌因素都减弱了的缘故。第三,对我们文史工作者也有启发。我们文史科的研究生,老师只讲大题目,研究生从大题目的启发下,自己找小题目去做。余叔岩教戏不这样(其实不只余叔岩)。他一出一出地教。据说“我本是卧龙岗”要教一个星期。一腔一韵一招一式,一点一点地教。这种教法往往使师徒关系更加亲密,除磕头外平时俨如父子。
现在该来说说孟小冬这个人。“一分为二”,总是我们分析人物时必不可缺少的方法论,用在孟小冬身上,更是必不可缺少的。她有这一面和那一面。这一面是积极;另一面是消极。其积极之处,主要表现在学艺上,精益求精,令人十分敬佩。其消极之处,主要是吸食鸦片。我是从鸦片家庭里出生的,深有体会。一个人只要吸上鸦片烟,一切都完了。我常常这样想,假如我们能拿一辆跑长途运货的卡车来比喻的话,那么这人的主观就是司机。孟小冬,作为她自己这辆卡车的司机,太软弱了。车开得很糟糕,时时都有要摔到山沟里的危险。
我们讲一个人,往往讲他的身世,好像是例行公事似的。其实,身世这事,非常重要。它包括生理遗传和早年的影响。这在铸造一个人方面,起关键的作用。我们试来看孟小冬,她祖父孟七和父亲、叔叔,都是唱武老生的,也管戏班子。她9岁就演戏,演到40岁,全在戏班子里,是一名完整的“戏子”。除唱腔、身段外,她还极熟悉舞台规矩和舞台习俗,在这些方面,她得天独厚。但是除此之外,她还缺点什么,或者再加重一点说,她有些方面,还差一大截。我的意思是说,她缺乏接受正常教育(比如说私塾,或者小学、中学教育)。有人很不重视人生的这一段,其实这一段非常重要。比如,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后来不修这些专业都丢掉了,好像“白学”,其实不然。它在一个人精神世界中留有积淀。再比如,学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后来学理工专业的仿佛都丢掉了,其实不然。一个人从其中吸收的应对人群、应对社会、应对大自然的道道,简直是终生受用不尽的。这也是积淀。孟小冬就缺少这些积淀。这使她很信命,极其迷信,在应对与梅兰芳和杜月笙的两场婚姻生活中也显得缺乏主动,非常软弱。她这辆大卡车里装载着余叔岩余派的若干宝贵传授和精神,而她却把自己这辆卡车开得颠颠簸簸,随时有翻到山沟里的可能。
三
底下,来说说张中行,当然接带也说到杨沫。
张中行,我素不相识。但知道他是大学问家、大文章家。近几年,孩子们也把他的书买回来。知道他的书名,总冠以“负暄”二字,意思是坐在太阳地里晒太阳,显露出一股悠然世外、把一切作“壁上观”的架式。大家都说他是大文章家,我读了他的文章,也觉得很深沉不浮躁。这种文路是有来头的,盖源自周知堂(周作人)。
在这里,请允许我写出对五四运动白话文来龙去脉的一些看法。窃以为,五四运动白话文分为四派。第一派是胡适派,特点是大白话不掉书袋,不拐弯抹角。其来源是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后来俞曲园改叫《七侠五义》)。胡适自己说,他小时很专注地读这个书,很受影响。第二派是周知堂派,其来源是明末公安、竟陵派小品文,特别对袁中郎情有独钟,特点是看似平易,其实曲折,有时一个意思拐几个弯才说出来,有时不免掉一点书袋。第三派是鲁迅派,他的来龙去脉我说不明白,他的“杂文”,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四派是林语堂派,用鲁迅的话是“但见山林映以电灯,语录夹些洋话”,一句话是殖民地风格。在这中间,张中行的文章受周知堂影响比较明显,文章一波三折,欲说还休,欲休还说。因为是大学者,所以引经据典是免不了的。这就成了张中行的独特的文体。
除周作人的影响外,张中行的文章还带有浓厚的地区特点。具体说,是河北味。我本人是山东人,故不能说对山东人的风格无所体会。我70年相伴的老伴是河北人,故也不能说对河北人的风格无所体会。我常说,山东人有点“狂者进取”,河北人有点“狷者有所不为”。以当代大文章两家季羡林和张中行来说,季文滔滔不绝,有时不免叫人感到说得太多,留不住嘴。张文则是伸一头,缩一头,欲说还休,欲休还说。这其中,不能不说带有某些地区色彩。
孩子们又给我买来一本书,老鬼的《杨沫传》。我认为这本书写得很好。一个儿子写母亲,按说总会有一点“为亲者讳”吧,但这本书一点也没有“讳”,同时也不过火,恰到好处。唯一的意见,是这么严肃庄重的书,竟用了“老鬼”这么个诨名。这也许反映了父母的溺爱;但无论如何,这本书是应该署上真名实姓“马波”的。从书中可以看出,在张中行的三次婚姻中,在杨沫的三次(或者说四次)婚姻中,还是张中行、杨沫一个17岁、一个22岁的婚姻生活最富有人生伴侣的真味。其余的段落都不够。这就是说,只有思想的默契才是婚姻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试看,到了晚年,那些父母之命的与一时浪漫的都飘浮过了,只有有过默契的人,通过女儿的沟通和传递,他(她)还互赠了各自的作品,我读到这地方很受感动。
这篇文章,我写得很吃力。我不知道,90岁以后,我能不能写出第三篇、第四篇“一揽子日记”来。假如能写出来,那自然是好事,说明自己精力还可使用;假如再也写不出来了,那也不奇怪。那么,这篇文章就算“封笔”的文章了。
2006,4月2日写完,再过3天
就是清明节了。
赵俪生,1917年生,山东省安丘市人。著名历史学家,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自去年开始,他把自己近来“泛览群书”的体会写入“一揽子日记”。本文为“一揽子日记”的第二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