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国外交史的研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围绕着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推进了民国外交史的研究。但是关于民国时期外交思想的研究却略显不足。近读赵英兰教授的新作《派系与外交――民国时期对日外交思想研究》，深感作者独辟蹊径，突破了以往只注重反
作者对各派系对日外交思想中的师日、联日以及反日、抗日的爱国思想，给予以充分肯定。该书对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师法日本，变法图强以便使中国走向自立自强道路，革命派联合日本，以谋求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谋求中国最大利益等主张，并对其反日、抗日的活动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也为宋哲元“宁为战死、不做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和“向日本打出前途”而喝彩，为李宗仁在国难当头“焦土抗战”的决心的而感动，为张学良深明大义，倡导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振奋。
该书对一切投降卖国思想和行为，予以无情的抨击。作者对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复辟的支持，与日本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卖国行为予以批判；对皖系与日本勾结，借助于日本力量排斥异已，制造国内混乱局面，以及借助日本力量实现武力统一的行为进行无情地鞭挞，指出这种联合无异于与虎谋皮，得不偿失。
对于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与日本勾结、周旋的外交策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民国是军阀割据的时期，复杂的中国局势，使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为了保住各自的利益，在对日外交上也采取了相应的策略。桂系李宗仁为割据广西，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曾与日本频繁交往，以实现“师夷长技以倒蒋”的目的，但是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李宗仁还是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毅然断绝了与日本的联系，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奉系张作霖为了实现“君临东三省”的目的，也曾经依靠日本，但是当日本的控制限制了张作霖向关内发展的时候，二者的矛盾凸现出来，张作霖思想中的反日、排日的动机，最终为日本人所不容，他惨死在日本人之手。宋哲元在对日态度上，也随着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出现过波动。作者对这些地方实力派在对日外交思想上的变化，依据历史事实，进行了分析评价。
对于蒋系集团对日外交思想，也进行了客观公正的分析。作者对于蒋系和服务于南京国民政府派系的对日外交思想的评价，抛弃了以往对其联日行为和倾向的简单攻击和谩骂，对其所处的形势和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客观细致的分析。在批评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为反共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向日本妥协的同时，指出蒋介石也没有完全放弃抗战，而是随着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在处理与日本的关系上，也时而亲善，时而妥协退让。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深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的对日外交也采取了强硬态度，特别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积极寻求国际援助，一面发表宣言，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并且与共产党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中国国内全民抗战的高潮。作者认为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思想有妥协软弱的因素，但也从全民族战争的角度，肯定了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总之，《派系与外交》一书是国内系统研究民国军政派系对日外交思想的第一部专著，是对民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作者单位：绥化学院史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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