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历时两年，从江西到陕西，纵横十余省，终于战胜了国民党绝对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也克服了高山河流雪山草地等自然障碍，完成了从东南到西北的战略大转移。红军的长征是中共党史上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但是，对大多数人甚
大概是不想留下这种遗憾，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不断有人重走长征路，而且还写下不少纪实性甚至考释性的文字。这类文字，我读过一些，像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就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觉得他把长征写活了，很有意思，不像国内的历史研究者弄出的那些研究成果，干巴巴的，没读头。不想过了十几年，在红军长征快70周年时，又读到一本更有意思的写长征的书，这就是中央党史出版社新出的《长征行》，作者石仲泉是国内著名的党史专家。这本书之能吸引我，一是它的亲历性，二是它的知识性，三是它的学术性。因为兼具这三性，我以为就使它高于普通读物，也胜于一般的学术研究专著。
作者是党史专家，对长征史素有研究，但在没有作沿途考察前，作者心中的长征也是抽象的、概念的，而且还留有不少疑问，有待解决。后来，作者用了几年时间，断断续续地考察了长征路，而且基本上走完了长征路，这就对长征史多了几分感性认识，对长征的艰难困苦、千难万险有了切身的体验，对长征精神也多了几分感悟，因而落笔时就多了几分写实感。读者读到此书时，就好像读到一个又一个新鲜的故事，容易生发出一种历史现场感。我以为，党史这样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特别是长征史，本身就具有传奇的色彩，像作者这样把它一点一点都坐实了，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当然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还应该说，此书的知识性、学术性也与这种亲历性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作者一路考察，不光是形象地讲述了长征史，还穿插讲到长征沿途的民族、历史、地理、地名、语言等，也就是当地的风土人情，不知不觉间就给读者灌输了很多历史知识。这样写，不但没有冲淡长征史，恰恰相反，它使读者在得到更多知识的同时，也使惯性的阅读疲劳得以消解，更想跟着作者一起走完长征的全程，获取一个完整的长征印象。譬如讲黎平会议前，追述了一段黎平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和侗寨生活，而这段追述又是用的当地人讲的活材料，还从历史的黎平讲到今天的黎平，随后才开始讲黎平会议，这就容易使人产生阅读兴趣，不会感到枯燥。又如讲懋功会师前，追述了懋功得名与改名的历史，因在今天的地图上找不到“懋功”这个地名而纳闷的读者，读完这一段，疑问也就冰释了。这里只是随便举两个例子，实际上书中对长征路上每一处重要地名、每一个重要会议、每一个重要战役都有令人满意的解释，给读者以意外的收获。
而学术性呢，我以为最大的一点体现在作者治学的科学态度上。距今已70周年的长征离我们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多少年来都是党史界的一个热门，成果很多，争论也不少。如何看待这些争论？作者的态度客观、公正而且科学，并且体现了一个党史工作者的责任感。譬如对为什么要开会理会议以及会理会议为什么批彭德怀的论述，作者引用了《彭德怀自述》、《聂荣臻回忆录》、张闻天夫人刘英写的《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和《杨尚昆回忆录》、《彭德怀传》等书的相关材料，把这一历史脉络基本梳理清楚了。又如在对三军会师的三个地点会宁、将台堡、同心的论述中，既阐述了作者对明确会师地点的基本看法，还谈到“推陈出新”与不“推陈”也能“出新”的治学方法，应该说对于解决党史研究中的一些争论是有意义的。因为作者是党史专家，对于长征史自然如数家珍，对于党史界的研究成果也是顺手拈来，得心应手，这就使得《长征行》既有写实感、可读性，又有总汇学术成果的意思，从而让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读者在读完此书后都能有所收获，不至于入宝山而空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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