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在岗位上生命在事业中
陈刚毅
我叫陈刚毅,是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一名普通的专业技术人员。我的岗位很平凡,做的也是很平凡的事情。但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我一直努力严格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母亲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已过世,我很小就要分担家中的农活,饱尝过生活的艰辛。1983年,我考上了湖北交通学校,这是我生命中的一次转折,我的人生也因此和交通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我知道,对一个农家子弟而言,进城求学、工作的机会来之不易,当时我对自己说:“一定要珍惜所获得的机遇,上学,就得学点真本事;今后工作,也要作出好成绩!”
20年来,我先后从事过交通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管理等工作,参与了省内的宜黄、黄黄、京珠等高速公路建设,从一名普通中专生,成长为高级工程师。2001年,我被组织上选派,到西藏参加山南地区“湖北大道”建设,我的事业又和光荣的援藏工作联系在了一起。
“湖北大道”是当时湖北省的重大援藏项目,也是西藏交通建设史上第一个工程总承包项目,我被任命为项目的总工程师。我给自己定下目标:“一定要尽全力把工程做到最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从施工材料的选用,到工程质量的验收,每一个环节我都谨慎对待、严格把关。工程开工的头两个月,项目部没来得及配车,从驻地到工地,我每天都是走去走回,一天下来,要走十几公里路。在海拔3500多米的高原上不比内地,走路稍微快一点就会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可不管高原反应让人多难受,我仍然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掌握进度、把关质量。有一次,我在检查中发现一段200米的水泥稳定层强度不合格,要求施工单位打掉重做。施工单位又是送礼又是托人说情,想让我通融一下,都被我拒绝了。这件事过后,我“不讲情面”的名声也在工地上传开了。
“湖北大道”竣工后,被交通部公路运输工会评为“优质工程”。《西藏日报》专门做了报道,把“湖北大道”比做“无字丰碑”。的确,对我们这些工程建设人员来说,修的每一条路、每一座桥,都像一座里程碑,铭刻着我们人生的足迹,我希望今后回首这些足迹时,多一些欣慰,少一点遗憾。
由于我在“湖北大道”项目上积累了一定的工程管理和藏区工作经验,2003年,组织上决定,由我担任交通部重点援藏项目、国道214线角笼坝大桥的代理法人。
214国道沿着著名的“茶马古道”而行,是连接云南、西藏两地的主要通道,藏东地区的生产、生活物资主要靠这条线路运输。然而,自1997年角笼坝出现第一次大的泥石流起,频繁的滑坡,使这里成为国道214线上的“卡脖子”地段。最严重的一次交通阻塞,竟长达1个月。我深知,角笼坝大桥的建设,对保障国道畅通,促进滇、藏两地经济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组织上信任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感到十分光荣!
2003年4月,我们来到拉萨,进行工程的招标工作,技术上的难题首先摆在了面前。我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可角笼坝大桥是钢结构悬索桥,技术上涉及到土木、化工、冶金、铸造等多个领域,我们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很多,当时可供借鉴的资料却非常有限。那段时间,我一头扎进技术资料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难点,要翻遍手边的书籍,打十几个电话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和同事们经过50多天的奋战,完成了工程的招标文件和相关的技术准备工作,得到了评审专家的一致肯定。我编制的工程技术规范,里面有上千个技术指标,我都做到了了如指掌。这两个月的磨练,让我的专业水平得到了提高,也使我对做好工程充满了信心。
我和同事们确定了四句话的工作目标:“打造一个精品、培养一批人才、服务西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这几句话挂在项目办的墙上,激励着我们每天更加努力地工作。
就在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大桥建设中去的时候,命运,给了我一个残酷的考验。2004年2月,我被诊断患上了结肠癌。刚得知病情时,真的有如晴天霹雳。我反复问自己:“我还能活多久?难道以后就这么在病中度过了?”那段时间,多亏了我的家人、领导和同事们,始终在我身边开导我、鼓励我。西藏交通厅的领导,甚至从千里之外,给我发来慰问电,寄来了鲜花。感受着这些温暖,我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我对自己说:“反正病情已经这样了,发愁也没有用,倒不如放开胸怀搏一搏。治病的事就交给医生,我自己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对我来说,快乐就在岗位上,生命就在事业中!角笼坝大桥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决不能半途而废!”
我一边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一边和工地联系。2004年4月,大桥工地发生了一次塌方,得知这个消息,我在家怎么也呆不住了,向院里要求,让我回到西藏建桥工地上去。院领导不同意,家人更是坚决反对,我就反复地跟他们谈我的想法:“角笼坝项目从启动开始,我就一直参与,工程上的情况,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如果换人顶替我,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恐怕会影响工程进度和质量。我的身体恢复得还可以,有了工作上的寄托,精神愉快些,对病情也许还有好处……”就这样软磨硬泡,领导和家人实在拗不过我,同意了我进藏的请求。
5月初,我做完第二次化疗后,回到了西藏工地。化疗的过程是相当痛苦的,每次化疗后身体都会极度虚弱,头昏眼花,浑身疼痛,对食物闻都不想闻,吃什么吐什么,感觉整个人完全垮掉了。从武汉到角笼坝,中间要转两次飞机,要坐车翻过海拔近5000米的白马雪山。生病前,每次走这段路,虽然难受,还能忍过去,化疗后再进藏,可能因为身体虚弱了许多,车过白马雪山时,好几次,我吸着氧气都差点昏倒。可越是这样,我越舍不得离开工程,我想:“角笼坝项目也许是我这辈子最后的一个大项目了,无论如何我要把它做完。”
每两次化疗中间有1个月左右的间隙,我就利用这个间隙期去西藏工地,处理完工程上的事情后再回武汉接受下次化疗。2004年3月到11月,我在手术后7次化疗期间,4次进藏,最长的一次在工地上呆了一个多月。病痛加上高原反应,每次进出一趟西藏,我都要瘦个七八斤。现在想来,当时全靠着对工程的牵挂,靠着精神力量的支撑,我才坚持做完了一次又一次的化疗,才凭意志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病痛相抗衡,把大桥的建设工作完成。
曾经有人问我:“在你的价值天平上,是生命重要,还是大桥重要?”说心里话,生死关前走一趟,我对人生看得更清楚了。我当然珍惜自己的生命,但可贵的生命需要有意义的事业来支撑!我觉得,人活着,一定要有一点精神,要有一种信念。使命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这是我的信念!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我永远不会忘记2005年8月3日,角笼坝大桥通车的那一天。成百上千的藏、汉群众扎红结彩,载歌载舞,在崭新的大桥上流连忘返,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位藏族老阿爸眼含热泪不断地抚摸着大桥的栏杆。那一刻,作为一名大桥的建设者,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欣慰,也庆幸自己没有被病痛打倒,没有放弃努力,我的坚持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对我的工作,家人给了我极大的理解和支持。我和爱人两地分居十多年,是她挑起了全部的家庭重担。在她迁居武汉后,我又两次援藏,仍旧是聚少离多。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看着日渐憔悴的妻子,想起平时只能在电话里向我撒娇的女儿,念及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我深感愧疚,却无以为报。我深知,选择了事业就必须有牺牲和付出。有许许多多的同行和我一样,常年累月工作、生活在建设一线,有家不能回,为大家舍小家。正是因为有了无数交通人的默默奉献,才成就了交通事业今天的辉煌!
二十年时光匆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份内事,组织上却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让我备受鼓舞。我真诚地感谢党的教育和培养,感谢所有关心过我、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领导和同事,感谢我的家人!我希望自己能尽快康复,早日回到工程第一线,为老百姓铺更多、更好的路,架更多、更好的桥!
谢谢大家!
让生命迸发出绚丽的火花
李洪滔
我叫李洪滔，是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驻西藏角笼坝大桥项目办的成员。今天，我要讲的是我20年的同事，一个七次化疗期间，四次进藏，用生命与时间赛跑的铁血男儿――陈刚毅。
2004年4月，角笼坝大桥锚洞出现大的塌方。如果不及时采取处理措施，将给工程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当时，我正在现场，因为情况紧急，尽管知道刚毅被确诊为中期结肠癌，正在武汉接受治疗，我还是连夜向他汇报。
电话是他爱人接的，她小声对我说，刚毅今天做了大剂量的化疗，刚刚躺下，有事能不能明天再说……还没等他爱人的话讲完，我就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微弱而急促的声音：“是不是工地有事了，快把电话给我！”刚毅听我介绍完情况后做了初步安排。电话那边的声音断断续续，时长时短。但我能够明白他的意思，立即做了部署。
第二天早上不到6点，刚毅就打电话到项目办，询问现场情况。事后我们才得知，昨晚接电话时，他做完化疗还不到两个小时，因为自己没力气拿听筒，是他爱人一直替他拿着的。
刚毅深知塌方带来的严重后果，做完第二次化疗还不到三天，他怎么也呆不住了，急切要求进藏，现场处理问题。
那天，我们开车到云南中甸去接他。经过300多公里的颠簸，我们回到了项目办。稍事休息，刚毅就执意要到工地上去看看。
在锚洞塌方处理现场，刚毅查看塌方情况和处理进程，仔细向施工方和监理方的人员询问了处理的效果和质量并作了相关要求。
出了锚洞，正在干活的工人们看见陈总来了，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跑过来问他。“陈总，身体恢复得怎么样？要保重身体呀！”
看着身上满是泥水的工人们，刚毅动情地说：“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请大家放心！”
接着，他询问了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每天是不是吃上了蔬菜，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并与施工方负责人一起商议，如何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这一次进藏，刚毅一呆就是半个月。对一个癌症病人来说，化疗后最需要的是休息和营养。但在角笼坝，这两条都办不到。我们的工地在海拔3000米左右，空气中含氧量不足内地的70%，高原反应加上病痛的折磨，刚毅经常难受得吃不下饭，一碟青菜、一点米饭就凑合一顿。
白天，他拖着病弱的身体，坚持上工地现场解决问题；晚上，查阅相关技术资料、研究方案，常常工作到深夜。面对破碎性地质岩层，刚毅带领大家经过反复论证，提出了在锚碇围岩中注浆并在锚碇后增加预应力锚索的方案。事实证明，这一方案不仅解决了在复杂地质岩层中采用隧道式锚碇建桥的技术难题，而且也创造了在高原、高寒地区大跨度悬索桥基础处理方式上的先例。
七月份，角笼坝大桥锚碇实验全部完成。按照程序，项目办要根据实验的结果确定锚塞体处理方案，总结上半年工作，对下半年的工作进行部署安排。同时，还要向西藏自治区交通厅汇报整个工程进展情况。
刚毅在做完第三次化疗后，很快又回到了西藏。这次见到他，显得比两个月前更加虚弱。他爱人悄悄打电话来，要我们留意他的身体，那时候他的血小板指数只有5万，白细胞指数刚到3000,都不足正常人的1/2。免疫力很差，小小的感冒也可能对他造成生命危险。
可刚毅一投入到工作中，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发动机，全然忘了自己是一个癌症病人。
一天晚上，已是凌晨两点。走出办公室，我发现刚毅的房间不知什么时候又亮起了灯。我和项目办的小熊来到他房间，推开门，昏黄的台灯下，刚毅披着外套，趴在桌子上，一手抵着肚子,一手在技术资料上写着什么,走近一看，才发现他颤抖着手，艰难地在厚厚的资料上写着审查意见。
我将一杯热水和药递过去，拿过他手中的笔，轻声说：“你不要命了，赶紧休息吧！”刚毅抬起头，望了我很久，缓缓地说：“洪滔呀，算起来，我俩共事也有20年了。说句心里话，当人的生命到了要以倒计时来计算的时候，才会真切地体会到生命的可贵，才会觉得有好多事没来得及去做。”停了一会，他又说：“现在工期这么紧，更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的延误和闪失。反正我也睡不着，你就让我写完吧！”
我无言地望着眼前这个我十分熟悉而又令人钦佩的领导和朋友，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这震撼来自于他对事业的执著，来自于他对生命的热爱，来自于他对人生的透彻领悟，来自于他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一直坚持到离下次化疗只有两天的时候，刚毅才从角笼坝返回武汉。
西藏的九月，是施工的黄金季节。
刚毅在做完第五次化疗后，第三次回到了角笼坝。他组织大家开展“大战一百天”劳动竞赛活动，目的是抢在冬季来临前，完成锚塞体混凝土浇灌、大桥主缆架设、吊索安装等重要的工序。
在刚毅的带领下，工程各方人员齐心协力，高效、优质地完成了“大战一百天”劳动竞赛的各项任务。大桥建成后，静载实验允许大桥的4个锚塞体有2毫米的位移偏差，而我们做到了基本无偏差，对此我们至今都感到非常自豪。
2004年11月，正在医院接受第七次化疗的刚毅收到了西藏自治区交通厅副厅长冉仕平同志带来的一块玛尼石。在西藏，玛尼石是一种吉祥物，每一块都有一个虔诚的寄托，传说中将它带在身上，可以免除四百零四种病患。冉厅长说，当地的藏族同胞都十分关心刚毅的身体，希望他早日康复。
藏胞的关心，让刚毅倍感温暖。化疗一做完，在角笼坝大桥上构安装的关键时期，刚毅义无反顾地又选择了第四次进藏，这一呆，又是一个多月。
“茶马古道升彩虹，澜沧江畔竞风流”。在西藏自治区和湖北省交通厅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终于在2005年8月完成了角笼坝大桥的建设任务，为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大桥竣工后，听说刚毅要走了，当地的藏胞纷纷前来送行。昌都地区交通局长泽洛从500公里以外的昌都赶来，芒康县副县长登巴旺修连夜从芒康县城赶来，盐井乡、曲孜卡乡的领导和很多藏胞都赶来了。本来刚毅手术后早已烟酒不沾，但那天他特别激动，破例端起一杯啤酒要敬大家，藏胞们死活不依，泽洛局长拉着刚毅的手说：“你病还没好，就以茶代酒吧。”当刚毅端起茶水敬大家时，这些康巴汉子红着眼眶，二话没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生命有如铁砧，愈被敲打，愈能发出火花”，这是刚毅最喜欢的格言，他也是这样在谱写着自己的人生历程。我衷心祝愿他的人生在奉献交通、服务人民的事业中迸发出更加绚丽的火花！
谢谢大家！
无悔的选择
毛细安
我是陈刚毅的妻子毛细安。我和刚毅都是湖北咸宁人。和刚毅结婚17年来,为了工作,我们一直是聚少离多。在我眼里,刚毅为人踏实,是个责任心强、事业心强的男子汉。
刚毅是搞工程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必须长年在外。他这个人对工作上的事特别认真。这些年来,他经常两个多月才回一次家,休息两三天就走,有时还不到两三天,工地上有什么急事,说走他就走了。
1990年12月,我们的女儿出生。刚毅请了假,回咸宁的家里陪我。女儿出生的第三天,他接到工地打过来的电话,对我说:宜黄公路仙桃工地那边有急事,我去把事情处理完就回来。结果,直到我月子坐完,他都没从工地上回来。我坐月子,他就照顾了我三天,女儿没有奶奶,刚毅一走,我就没人管,没有办法,只好请人来照顾。当时躺在床上,心里真的很难受。
这样的事,还有不少,慢慢的,我也想通了,刚毅是个重事业的人,我既然选择了嫁给一个交通人,就要接受他的一切。
2003年10月,刚毅在西藏角笼坝工地上,跟家里打电话,老说很难受,肚子疼得厉害。我叫他去看一下医生,他到拉萨开会时,顺便去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是肠炎,给他开了一点药,可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2004年春节过完,再过几天刚毅又要回西藏工地了。我想起他肚子疼的事,要带他去汉口同济医院检查一下。他却说马上要做进藏的准备工作,没有时间。我说:“你这一去,也许又得一年才能回来,不做检查,我不放心。”在我的一再催促下,他去了医院。
刚毅的病确诊了,是结肠癌中期。医生简短的一句话,就像一声炸雷,当时就把我打蒙了。我感到茫然无助,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为了不让刚毅在精神上有压力,我和医生商量,就说是肠息肉,需要先住院动手术。知道要动手术,刚毅还嘱咐我说:“不要告诉单位,免得同事们担心。”
2004年2月25号,刚毅做了手术,结肠被切除了20公分。手术还算成功,也让我一直紧张的情绪稍微放松了一些。按医生的要求,刚毅必须每月去医院做一次化疗。听说要做化疗,刚毅感觉到了自己病情的严重。他反复问我到底是什么病,我总是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后来他问得也少了,话也少了,他意识到自己得的可能是癌症。
出院了,在家里,他看着我和女儿,情绪有些低落。晚上睡着了,我看到了他眼角的泪水。一向乐观的他,那段时间情绪低沉了很多。可是很快,他又坚强了起来。我知道,他不仅是为了我和女儿,也在想着西藏,想着他的工地。
5月初,刚做完第2次化疗。刚毅就说要去西藏,我感到很吃惊,也非常生气,坚决不同意。那几个月,我天天都在为他担心,晚上都睡不好觉。我流着泪对他说:“刚毅啊,孩子才14岁,还在读书;我来武汉,一直也没有工作,我们母女俩还要靠你啊。你这样不顾自己的身体,在西藏要是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以后怎么办哪?”听了我的话,刚毅的眼睛湿润了。他对我说:“你就让我把工程干完吧,我想划个圆满的句号!”我知道,他晚上说梦话常常都是说的西藏,是角笼坝大桥。组织这样信任他,把这么大的工程交给他,他把桥看得比命还重,我怎么能阻止他呢?
坐在一旁难过的女儿这时说:“爸爸在家也确实不安心,整天心事重重的,时间久了不知道还会生出什么病来,干脆妈妈陪爸爸一起去吧,这样也好有个照顾。”我赞成女儿的意见,决定陪他去西藏。但他不同意,说了好多理由,说我去了会有高原反应、孩子在家里没有人照顾等等。我和女儿抱头痛哭,说:“孩子啊,你爸爸病成这个样子,他要是一个人去西藏,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听了我和女儿的话,刚毅第一次当着我们母女的面流下了眼泪,答应我和他一同去西藏。
去一趟刚毅的工地,坐飞机又转汽车,要两天时间,路特别难走。我一路上都在担心,怕刚毅的身体吃不消。到了工地,一眼望去,除了石头还是石头。刚毅他们住的那排房子像个仓库,里面隔成了一个个的小房间。房间里除了床、桌子、柜子,还有一台电视机,但角笼坝风大,经常把房顶接受电视信号的“铁锅”吹翻了,电视机就成了摆设。工地没有蔬菜吃,最近的菜市场在100公里以外,去晚了还买不到。工地上吃得最多的就是土豆。我去的那些天,还有强烈的高原反应,晚上睡觉呼吸都困难,有时还流鼻血。
这是怎样的工作条件啊,这是一个正在接受化疗的病人能够呆的地方吗?但刚毅说,他已经习惯了。
刚毅是个公私分明的人,对公家的事他向来是一丝不苟,却从不因为私事给单位添麻烦。我跟刚毅两地分居了11年。2001年春,单位分给了他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带着女儿来武汉和他团聚,那时候,他正好接下了“湖北大道”的任务,要去西藏。我跟他说:“我来武汉是想一家人团圆的,我一来你就要走。我在这儿人生地不熟,你就不能过一段时间,把家里的事安顿好了再走吗?”刚毅说:“不熟悉武汉,慢慢会适应的。家里的事情你就看着办吧。”我又说:“我到武汉,原来的工作没有了,现在的工作还没有着落,我也不能老在家里闲着呀。你能不能跟单位领导说说,帮忙安排一下。”刚毅说:“都像你这样想那怎么行,还是不要给组织添麻烦吧,你在家把孩子照顾好,也跟上班一样有意义。”我说不过他,也知道他就是这个脾气,有什么困难宁愿自己解决,不愿意给组织添麻烦。
现在,单位领导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安排他在院里做些技术方面的事。我也有了工作。这半年他没有出差,也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
这些年来,刚毅虽然顾不上尽孝,顾不上老婆和孩子,但他为国家修路、架桥,做的都是有意义的事。做他的妻子,是我无悔的选择。我愿意支持刚毅,照顾好他的身体,为他看好家,照顾好孩子,在家等待他的归来。即使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我也觉得幸福。
谢谢大家!
燃烧生命情洒雪域
赵欣
我是湖北交通报记者赵欣。
2005年,陈刚毅,一个援藏高级工程师的先进事迹,引发了我强烈的职业敏感。我们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的同志,踏上了前往西藏的行程。
那段行路难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第一天,从武汉到云南中甸,我们在8小时内完成了两次转机、2000多公里的飞越,从海拔23米的平川一下子跳到3500米的高原。第二天,从中甸乘车沿滇藏路西行,跨越金沙江、澜沧江、翻过海拔近5000米的白马雪山。330多公里的路程,转过上千个弯道,走了十几个小时。越野车贴着山崖缓缓而行,车速稍快或拐弯时,车轮就会打滑,卷起块块碎石掉入万丈深渊。强烈的颠簸,加上缺氧引发的高原反应,车内好几位同志都感到头晕恶心,撑不住呕吐起来。
设计院的同志说,这段路,是陈刚毅每次进藏的必经之路。两年多来,他走了不下20趟,特别是在身患癌症后,又四次进藏,往返飞行2万多公里,在这条狭窄的山路上来回颠簸了3600多公里。
到角笼坝的第二天,听说陈刚毅要上工地,我们提出跟他一起去看一看。从项目办住地出发,翻过几道山梁,一座现代化的大桥出现在我们眼前:角笼坝大桥横跨红拉山山谷,桔红色的主缆和钢梁十分显眼,从远处望去,仿佛一道彩虹飞架在两山之间。
陈刚毅请施工单位的朱经理陪我们参观大桥,自己爬上了“猫道”。“猫道”是悬索桥上部结构施工的高空作业通道,距离桥面十几米,由钢索和木板搭成。我们仰头看着陈刚毅,只见他站在四、五层楼高的悬空通道上,腰上系着保险绳,摇摇晃晃地向索塔走去,禁不住替他捏了把汗。朱经理看见我们紧张的表情,安慰说:“这条道陈总走了不知几百遍了,熟得很!他在化疗期间进藏,身体那么差,都坚持到上面检查工作,我们拦都拦不住他。你们就放心吧!”
2003年10月,为了架设“猫道”,陈刚毅带着施工单位和项目办的人员去山上考察地形。他们从山脚上山,沿着锚碇施工时开出的一条小路向上攀爬。以往总是走在队伍前面的陈刚毅这次有点反常,一直用手按着肚子,步子似乎迈得特别艰难。他突然身子一晃,从坡上滑了下去。幸亏下面的同事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他。当大家搀扶着他站起来时,他的手上、身上已经被山石和荆棘划出了道道血痕。大家都被吓出一身冷汗,要送他下山去检查、包扎,他却执意不肯,只是在路边坐了几分钟,缓过劲来后,又带头向山上攀去。那天,他忍着疼痛,详细考察了大桥两岸的地形,和同事们一起确定了猫道架设方案,直到天快黑才离开工地。
其实早从9月开始,陈刚毅就常常感到腹部隐隐作痛,但他一直都没放在心上。到了11月,症状已经越来越严重,他经常拉肚子,有时候一天要上十几次厕所;腹部出现硬块,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同事们劝他回武汉到大医院检查一下,可他总是说工作太忙,走不开。
陈刚毅没有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但对他的同事,对藏族同胞却非常关心。
2004年春节前夕,项目办准备放假冬休。藏族司机旺久突然胃部大出血,被送进了县医院。当地医疗条件简陋,没有血库,一时又找不到献血的人,医院给项目办打电话,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一听说这事儿,陈刚毅火速带领项目办的3个年轻人赶往医院献血,经检查他们的血型都不符合要求。当时下着鹅毛大雪,气温降到零下10度,陈刚毅不顾山高路险,连夜摸黑赶到施工单位求助,终于找到了几名与旺久血型相符的志愿者。
2004年春节过后,当陈刚毅患上癌症的消息传到工地时,所有人都惊呆了!
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3个月后,陈刚毅又再次回到了工地!病魔没有把他打倒,对交通事业的使命感支撑着他。他和同事们携手解决了一项项工程难题,圆满完成了角笼坝大桥的建设任务。用不懈地追求和奋斗,架起了国道线上藏汉友谊的金桥,在雪域高原上打造了一座交通人的巍然丰碑!
结束一天的采访,陈刚毅陪我们在施工方的工棚里吃了一顿晚餐。那晚的菜特别多,有白菜、土豆、鸡蛋、牛肉等。在那么艰苦的地方,能吃上这样的佳肴,是件不容易的事。我好奇地问朱经理:“这菜是从哪里弄来的?”朱经理说:“从100多公里外的云南德钦县城运来的。你们不知道,平时,我们想单独请陈总吃个饭,他一次都没答应。今天是他陪你们来,我们才有这个机会。”
在昌都地区交通局,局长泽洛动情地说:“陈刚毅把一座雄伟的大桥和一份深厚的藏汉情谊留给了我们,自己却带着一身病痛离开,他有着大山一样的胸怀,一颗菩萨般的心!”
在角笼坝项目办,我们去陈刚毅的宿舍找他聊天儿。他的宿舍十分简陋,但有三样物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样是放在他床头大包小包的药品。让我们无法忽视,这个房间的主人,虽然工作起来完全不知疲倦,其实还是一名重症患者;
――一样是他书桌上堆得高高的专业书籍和技术资料。让我们想起,这个房间的主人,靠着坚持不懈地自学和钻研,从一名普通中专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独当一面的项目负责人;
――一样是放在他枕边的一叠家人的照片。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房间的主人,虽然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但在他心底,也深藏着对家人的眷恋。照片里,有他的妻子、女儿,其中一张,陈刚毅特意拿去过了塑,那是一张老照片,是他与父亲唯一的合影。为了角笼坝工程,陈刚毅已经有两年多没回老家看望父亲了。
透过这三样物品,我看到了陈刚毅生命的缩影:一个坚持不懈与病魔抗争的坚强汉子,一个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交通技术人员,一个舍小家顾大家、把使命看得高于生命的共产党员!
陈刚毅,这个修路架桥的交通人,他没有在多彩的岁月里寻求享受,他忘我献身、情系西藏、奉献边疆,他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深刻内涵,用执著演绎了生命对事业的忠诚,唱响了一曲新时期交通人的时代赞歌。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