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词选之词题，多是词选编者代拟，已成为学界共识。那么，编选者何以要代拟词题？传统的说法是，早期词作“多缘题所赋”，后来词文本内容与词调逐渐背离，故有必要另为拟题。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说：“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
沈氏主要从音乐的角度指出，从唐至宋，词历经了由多咏其曲名的“声”、“意”“相谐”到“不相谐”的发展过程。“多咏其曲名”，是说歌词内容与曲名本意多一致。如果说，此论已初露唐词无题曲名即题之端倪，那么，“今人”、“声与意不相谐”说，即已昭示了宋词词意与调名相背离的情形。
南宋人黄?发展了此说，《花庵词选》所选李?《巫山一段云》调下注语云：“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尔后渐变，去题远矣。如此二词，实唐人本来词体如此。”黄?撇开“声”、“乐”，从“题”与“意”的角度立论，其所谓“题”，实是沈括所谓的“曲名”。“唐词多缘题所赋”，即由“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而来；“声与意不相谐”，被生发为“尔后渐变，去题远矣”，即调名丧失了词题功能。其后，论者多承此说，几成定论。
正因宋词去“题”（曲名）甚远，从理论上讲，有必要为之另拟一题（曲名下的词题），以昭示词作主旨。因此，有的宋人词选的编者为所选词代拟了不少词题，《花庵词选》中的词题即如此。
然而，唐词并非“多缘题所赋”，就其内容与调名之关系言，实存在两种情形。任二北先生《敦煌曲初探》指出：“惟就全部敦煌写曲检之，固多内容与调名绝对无关者，亦有内容与调名，显然一致，甚且其辞可能即为该调之始辞原唱者。前者足以表示初期乐调既成以后，歌辞随乐曲以发展，应用广泛，内容丰富；后者足以表示初期乐调创获之时，声缘事而发，辞又缘声而生，遂不离其事类。――两种情形，原同时并存，分头进展，而彼此无碍。”其实，不仅敦煌写曲“固多内容与调名绝对无关者”，包括《花间集》在内的唐五代文人词亦如此。正如施蛰存先生《词学名词释义》所说：“综观唐五代词，调名与词意无关者多，故黄玉林说‘唐词多缘题所赋’，这个‘多’字也未免不合事实。”可见，宋人及其附和者“唐词多缘题所赋”的认识是有其片面性的，他们多看到“内容与调名显然一致”的一面，而疏略了占优势的“内容与调名绝对无关”的另一面。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说，宋人词选编者是在对唐人词体认识不全面的前提下，为所选宋词拟作了大量词题。宋人可能未见敦煌曲子词，持论如此，情有可原；在资料翔实的今天，论者就不该人云亦云了。
再者，代拟词题，有为词消费者提供便利的一面。这里说的词消费者，主要包括一般读者、歌妓、说唱艺人。至南宋，词的歌唱功能降低，阅读功能增强，许多词选本成为案头读本。因宋词多文本与调名背离，故帮助读者解读文本就非常必要。而代拟词题，不失为一法。清人庞垲《诗义固说》说：“诗有题，所以标明本义，使读者知其为此事而作也。”此虽就诗而言，同样适合于词作，且主要适用于能揭示主题的词题。否则，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代拟词题，对昭示词作创作主旨与感情倾向、指示阅读，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李元膺《茶瓶儿》一词，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载此词题为“悼亡”，如果去掉此题，读者可能不易即刻意识到是一首悼亡词。词中虽有“今岁重寻携手处。空物是人非春暮”之句，但视为离别相思之作，似亦无不可。然而，据惠洪《冷斋夜话》，此词确为悼亡之作。由此观之，此类词题还是有必要的，并非“妄增”、“可厌”之举。
在南宋，词的歌唱功能虽大为减弱，但并没丧失，为便于歌妓在不同的场合唱词，宋人词选编
者采用类编、加副题或二者结合的方式，编辑了一些词选，《草堂诗余》就是这样一个选本。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草堂》一集，盖以征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使随时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更是此意。”诚为笃论。宋代说话艺人说唱故事，也需随时唱诗词，对一般艺人说，临场赋诗词是有难度的，最好能事先准备一些现成的选本，以备引用或者拟作。某些有标题的选本的产生，就有适应这一需要的一面。吴世昌先生即云：“《草堂诗余》将名人词分类编排，增加副题，实应为此辈艺人需要而编。”尽管《草堂诗余》并非专为“此辈艺人需要而编”，但吴先生却道出了词题的一个重要成因。
另外，代拟词题，还与当时诗文类编之风的影响不无关系。宋代是一个文学批评高度发达的时代，其中一个重要表征是批评样式的丰富性。类编诗文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被视为类型批评。宋人词选之词题，普遍存在多词一题的现象，即是受类编诗文之风影响的显著标识，如《草堂诗余》。《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等词选，虽不是类编选本，但受类编风气影响之痕迹亦很明显，从多词共题现象，可窥一斑。（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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