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对“英雄”一词的高频使用，可以说已形成以“英雄”为核心话语的普泛文化思潮。但有关“英雄”的认识、评价、衡量标准反而相当混乱，对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基本内涵究竟有哪些，其与当代“英雄”概念有何联系，也少有人提起。因此，重读三国时代刘邵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首次对古典“英雄”概念内涵所作的较为
刘邵，字孔才，广平邯郸（今河北邯郸）人，约生于灵帝光和年间（180年左右），约卒于正始十六年（245年）。所著《人物志》是古代人才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与古代人才学的关系，犹《文心雕龙》之于古代文论，可谓空前绝后的巨著。以专篇方式讨论“英雄”，并在全书其他多篇中也涉及“英雄”，这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尚属首次。刘邵对“英雄”问题的研究及对“英雄”概念内涵的精辟阐释，具有创举和系统总结性质，代表了魏晋时代“英雄”研究的最高水平。
第一，在中国思想史上，刘邵首次从语义发生学角度阐释“英雄”概念。《英雄》开篇指出：“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揭示了特选以自然界之“英”与“雄”搭配铸成“英雄”概念的必然理由。古代人物品格褒词的语义生成，多遵循“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主要从人和自然两大方面取法。早期一些人物品格褒词较重凸显人的原始本能与兽性力量，而在演化过程中，重视人文进化成为重要趋势。如“圣贤”概念就特别强调文明化育。而在“圣贤”观念深入人心的封建时代，“英雄”一词虽也取法自然，但却不选取自然界某种具体的植物如桃花、杏花，或某种具体的动物如虎、豹等，而是直接以具有概括、抽象性质的指称自然的“类”概念，即植物界的“英”――“草之精秀者”，与动物界的“雄”――“兽之特群者”搭配为喻，强调“英雄”就如同植物界与动物界的杰出代表“英”与“雄”可为自然界的最高层级代表一样，是中华民族最高层级的全面代表的意义。可见，“英雄”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文化心理，是中华民族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中，超越早期视自然物为恐惧、神秘的认识阶段，由与自然的对立关系逐渐走向亲和，表现出相当自信的产物。至于“英雄”概念的语义蕴含与现实“英雄”人物往往具有矛盾性，正好说明这一概念的创造者以理想眼光看待“英雄”，期望在“圣贤”概念已趋衰微，无能为力的时代，“英雄”能够真正安世济民，创造天人亲和、文明昌盛的太平盛世。
第二，从推崇兼善型人才与封建王朝以“文武”立国的思想观念出发，强调“英雄”概念的核心内涵是：具备“文”、“武”兼善的全面性能力。刘邵指出“英雄”是一个完整概念，“英”与“雄”二者不可或缺，不能割裂开来看待：“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则互相各须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他并采取极为严密的反、正括论，正、反分论的论述方式，详尽阐述何以如此的原因。首先以反论方式指出反、正括论。反面括论以直接陈述方式提出：有“英”的两大素质“聪”与“明”，而无“雄”之“胆”，则其“说不行”，其“说不行”，就是徒有“聪明”，徒有“聪明”自然不能称为需将“英”才与“雄”才相匹配的“英雄”；有“雄”的两大素质“胆”与“力”，而无“英”之“智”，则其“事不成”，其“事不成”，就是徒有“胆力”，徒有“胆力”，也不能称为需将“雄”才与“英”才相匹配的“英雄”。正面括论蕴含在反面括论之中：与这种“英”与“雄”、“雄”与“英”不相匹配情形相反的，此乃真“英雄”也！紧承反、正括论，以正、反论述方式补充论述是否“英雄”的具体标准。正论指出，就偏重于“英”的“英雄”来看，“聪”司其“谋始”职责，即《材理》篇所谓“聪能听序，思能造端”，也就是刘?注所谓“智以谋事之始”；“明”司其“见机”职责，也就是刘?注所谓“明以见事之机”；其所具有的“雄胆”则司其决策行动职责，因为正如刘?注所说，“不决则不能行”。可见，“聪”足以“谋始”，“明”足以“见机”，胆足以决策行动，是偏重于“英”的“英雄”成功之不可或缺的三大基本要素。就偏重于“雄”的“英雄”来看，“力”能“服众”，“勇”可“排难”，又具有“英智”，是其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三大基本要素。紧承正论，作者笔锋陡转，又从反论指出：如果作为两类“英雄”的三大基本要素无以完备，不足以称为“英雄”。就偏重于“英”的情形来看，主要分两种：一种是“聪”、“明”不相匹配，“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这样的人才，是“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的平常人才，不足以称为“英雄”；一种是“聪”“明”相配，“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这样的人才，“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是缺乏果决魄力的平常人才，而不是果于决非常之策、行非常之事的
“英雄”。就偏重于“雄”的情形来看，也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雄”的两种素质的“力”与“勇”本就不相匹配，“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这样的人，充其量，不过是徒有力量的“力人”，连身先士卒的勇士、先锋都算不上，更不用说称其为“英雄”了；一种是，具备“雄”的两种素质“力”与“勇”，“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缺乏“英智”，“智不能断事”，这样的人，是名副其实的勇士与先锋之才，但“未足以为将帅”，难称其为“英雄”矣！在刘邵看来，所谓“英雄”，应该是国家的杰出股肱、栋梁乃至主宰。
第三，刘邵还以实例系统归纳“英雄”的四种类型。即以“必聪谋能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的张良和“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的韩信分别作为偏重于“英”和偏重于“雄”的两种人臣“英雄”典型，以体现在维护封建王朝的前提下，希望“英雄”以其“文”、“武”才能做帝王的股肱之臣的普泛文化心理；以刘邦、项羽作为“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的两类创业“英雄”典型。当然，刘邵也有意回避了“英雄”与天命、道德的关系问题。一是衡量“英雄”自以才能为标准。二是避免触及现实敏感的天命有无问题，也就是创业“英雄”改朝换代的合法性问题。考虑到刘邵写作《人物志》已在由曹爽专权的齐王芳正始时代，卧兽司马懿正虎视眈眈，弱主危臣的曹魏政权又走到了与汉末依稀相似的情境，一个新的历史轮回又将重现。如以刘邦为“圣贤”，不但会使人联想到创业“英雄”曹操大成问题的出身背景，也会为新的政治强人提供颠覆政权的口实，作为惯看汉末三国政治风云谲变的曹魏老臣，刘邵岂有忧虑乎？而无论刘邵怎样回避，如果“英雄”实力直逼“圣贤”，其与天命、道德的紧张关系问题在现实政治中就是无法回避的。(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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