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叔阳先生著述颇丰，我最知道的是他的话剧《丹心谱》。那时“文革”刚刚结束，这部惊世之作触动了民众心理的痛点，一时间赚取了人们多少泪水！苏先生也由此才华毕现。我再次受到震动的是最近见到苏叔阳先
话说远了，还是回到本文的主题：《中国读本》。这本小书是1998年苏先生写的，出版后影响极大，销售了1000多万册，获得几个大奖。2005年，随着“中国热”的风靡，这本书又异军突起，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公司德国贝塔斯曼集团购买了它的德文版权。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该公司的总裁亲自与苏叔阳先生签约，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样一来，《中国读本》又成了热门话题，关心的甚至置疑的人都多了起来。我是从头至尾参加了这部书的编辑工作，自然清楚它产生的来龙去脉；听到种种议论，不由得又动了述说的欲望。它毕竟是中国出版界一个极好的“商业案例”，它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大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觉得，《中国读本》很值得回忆，值得记忆。记忆什么？我想到了“一小四大”，即小作品、大作家、大手笔、大策划、大销量。
先说“小作品”。《中国读本》以12万字的篇幅叙述中国五千年历史，其意在以小见大。苏先生说，当我们请他写这个题目时，作为一名职业作家，最初他还是有些犹豫。为此，他专门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征询一下家人的意见，看是否接受这部小书的写作。当时，苏先生的公子的一段话让他颇感震动。他说：“爸爸，别看这书小，在您的文字中，它最有可能成为流芳后世的作品。”书成之后，果然有人不理解，说苏先生是江郎才尽，不然一个大作家，怎么会写这样的小书呢？说归说，《中国读本》还是以它独到的魅力在读者中迅速流传开来。先是印数大得惊人，接着又有英文版面世；德国人正是读过英文版的《中国读本》后，才决定购买它的德文版版权的。所以当德国电视台采访苏先生时，有记者问：“贝塔斯曼购买此书的版权，是出于中方的推荐还是自己购买的？”苏先生反问：“以德国人的精明与务实，你认为会是怎样？”
应该承认，《中国读本》能够产生这样的影响力，作者的巨大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毫不夸张地说，我这个从业20几年的“老出版人”，还是从这个项目中进一步体会到“大作家、大手笔”对于“小作品”的创作意义。归结起来，通过这几年的接触，我对苏先生有了三点认识：一是他对作品的把握能力，这是此书撰写的最大难点。但是我们真的没有费什么功夫，因为苏先生本是历史学出身，专业功底实在好得出乎我们预料。况且此前他已经出版过一部小书《我们的母亲叫中国》，有着很好的创作基础。二是苏先生的创作激情。他落笔的方式十分独特，先是将写作思路烂熟于胸；接着提笔疾书，通篇洋洋洒洒、一挥而就；最后他还要朗声诵读，请在座的人品味文章的韵律，从而构成了《中国读本》的诗性风格。三是苏先生的名士风范，和由此表现出的他对祖国无限的热爱。我是通过去年10月与苏先生一同去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才对这一点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记得参展期间，年近70岁的苏先生也和我们代表团成员一样，身着笔挺的西装，在展位上忙前忙后，没有一点儿大作家的架子。在《中国读本》版权的签约仪式上，苏先生特意穿上一件深色暗花的唐装，映衬着他红红的脸庞和满头白发。在熙熙攘攘的中外宾客中，他的举止言谈温文尔雅，充溢着大国文化使节独具的风度。此时，我的内心中不断感念上苍赐予我们民族如此生生不息的时代风流！
写到这里，人们或许要问：是谁促成了这段“书与人”的绝配？我告诉你：她就是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张小影女士。
那是在1998年，我还在辽宁教育出版社任社长。一次我们与小影商量，希望能为青少年编一本了解祖国历史的小书。经过几番讨论，小影提出四条意见：一，关于书名，美国有《美国读本》，我们是否就编一本《中国读本》；二，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编一部非官方的、充满创作个性的、高度浓缩我国5000年文明的小书；三，这部小书的最终目标是催生出一个阐释中国文化的“定本”，使它能够走向世界；四，我们需要一位具有很好的学术素养的作家，他还需要有优美的文笔、独立的创作人格、自在的创作激情以及对祖国无限的热爱。于是，她提到苏叔阳先生。
苏先生说：“张小影是一位难得的专家型官员，没有她的鼓励与指导，我的创作不会那样顺畅，那样成功。”他说得没有错，即使在前不久，《中国读本》备受海内外关注，甚至被誉为“国家读本”的时候，小影依然强调这部书应该保持它原有的思路，突出苏先生创作的风格，并且在不断修正中达到塑造精品的目的。
谈到这些，我只是想说明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在组织选题的过程中，“策划”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决定着一部书稿未来的走向，它甚至刻画了一部书稿的生命线。
现在，新版的《中国读本》正在紧锣密鼓地运作之中。这一次加盟的伙伴多了不少，有德国贝塔斯曼的同行，有香港三联的出版人，有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的同仁，因为我们要同时推出《中国读本》中文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英文版、德文版等，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欢欣的时刻。但是，我的脑海中还是不断地涌现出以往的一些画面：8年前在京城的一座茶楼里，我们与苏叔阳先生、张小影女士一起研讨书稿；在时任辽宁出版局局长任慧英先生的办公桌上，摆满了《中国读本》候选的封面，他甚至精细到每一页的版式都要过目；还有学习出版社，他们为《中国读本》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读书活动，这也是此书得以发行上千万册的基础。记得我与学习出版社谈判时，那时还在中宣部工作的邬书林先生作为主持者，坐在一旁听我们唇枪舌剑；谈成之后，书林先生还与我开玩笑说：“晓群，看来你还是太文气，让学习出版社占了一些便宜。”
今天，这一切都已经在我们的记忆中日渐淡去，新的工作又在不断地为我们设立新的起点。但是，为了温故而知新，为了新版的《中国读本》面世，我还是在苏先生满纸才情飞扬的新稿前，掬一捧记忆的清泉，让心绪欢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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