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艰巨的社会工程，是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近日，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会举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论坛”，专家们各抒己见。
把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委员耿和荪：目前我国扶贫开发形势严峻。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2365万人，他们的收入上限（683元）仅是全国农民人均收入（3255元）的20%；低收入贫困人口还有4067万人，他们的收入上限（944元）仅是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29%。
贫困人口分布呈现点（14.8万个贫困村）、片（特殊贫困片区）、线（沿边境贫困带）并存的特征。14.8万个贫困村的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为33%，青藏高原延伸区的甘孜、阿坝和凉山州比重达40%左右，41个沿边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比重超过40%，都高于9%的全国平均水平。
贫困群体呈现“大进大出”态势。在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中，87%的人群在年际之间有进有出。以2003年为例，当年有1460万人脱贫，同时又有1540万人返贫，使当年贫困人口总量增加了80万人。
我建议：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制度变革，有些则要彻底变革，清除积弊，纠正错位。如“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政策（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等；土地制度；粮食政策、财政政策、税赋政策等。
基层各级政府彻底改革。如精简机构（真正的精简）；解决基层政府庞大的债务，转变政府职能和公务员角色，提升实行公共治理能力，提供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保障乡村民主制度的实行等。
抓好机制创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政府引导和协调作用与市场竞争与调节机制相结合，推动城乡互动互惠，协调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或城镇转移。要在城市建立新的机制和环境，从法律环境、制度安排到思想观念上促进城市接纳务工的农民，使农民工及家庭获得与城市人口同样的制度保障。
借鉴日本建设新农村的有益经验
国务院参事、九三学社中央农林委员会主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志仁：新农村建设毕竟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在这方面，比我国先行一步的日本建设新农村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借鉴。
1955年12月，时任内阁农林大臣的河野一郎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构想”，将新农村建设作为农林渔业的重要政策纳入国家计划。
日本的第一次“新农村建设”首先是确定推行区域。5年间，政府共指定4548个市町村为实施区域。二是建立新农村建设推进体制，被指定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市町村分别成立农村振兴协议会，制定农村振兴规划并付诸实施。三是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扶持力度。据统计，平均每个实施新农村建设的市町村费用高达1000万日元，其中40%由中央政府补贴。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7年间，农业总产值由1955年的16617亿元增至1962年的24381亿日元，平均每个农户的年纯收入也增长了47%。
第二次“新农村建设”。日本政府于1967年3月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出台了谋求经济产业均衡发展、区域均衡发展、适应国际化经济发展趋势、缩小城乡差距、消除环境污染等一整套政策措施。国家指定3100个市町村推进农村基本建设和经营现代化建设，约占当时日本市町村总和的80%。每个市町村除政府补贴9000万日元外，还由国家农业金融机构贷款2000万日元。
在此期间，农业生产总值由1967年的41661亿日元增至1979年的115640亿日元，增幅高达177.6%。1979年的农户平均纯收入已达533.3万日元，比城市工薪家庭高出12.7%。
建立保障机制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法宝，日本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较高的重要标志主要是农民收入水平高；农村城市化水平高；农民经营素质高；农产品质量水平高。
借鉴与思考
坚持农民参与原则，为农民化解燃眉之急。在第一次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日本各级政府一直十分注意尊重农民的自主性，调动积极性，培养自立性，使农民成为真正的主体。
日本战后重建的“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在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农村及农民地位，推进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协首当其冲，起到了政府难以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农民组织化强度最低的国家之一。最大的弱质产业和最大的弱势群体尚未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是酿成“三农”问题艰难性的重要根源之一。
要有切实的制度保障。据统计，日本两次推进新农村建设前后，共出台30多部法律与法令。包括农民充分参与规划制度；尊重农民选择，保护农民权益，培养农民自立制度；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为区域经济发展打造平台制度；农业现代化补助资金制度；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制度；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信息等社会事业的制度；为农村培养各类人才，提高农村管理水平制度；城乡互助、城乡交流制度；扶持欠发达地区制度；农业和农村防灾救灾保险制度等。
与日本相比，我国农民整体素质水平相差甚远。但我国农民素质低下不是由其本身造成的，而是由城乡二元结构等一系列不合理制度造成的。因此，大力发展免费职业教育，强化农村劳动力培训是当务之急。
问题与对策分析
九三学社北京大学基层委员会：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相对拉大，直接影响到城乡和谐发展的大局。这种收入差距进一步反映了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各种差异与机会不均等方面。
首先，农村就业渠道单一，大量农村劳动力闲置，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以北京为例，从事工业的乡村劳动力从1996年到2004年期间整体下降了约28.6%；而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的从业人口则从1996年到2004年增长了49.1%、109.1%和220.3%。
再有，农村教育发展缓慢与塑造新农民的客观需要存在巨大差异。据2003年统计，在小学阶段，北京农村的学校数量尚比城市和县镇的多一些，到初、高中阶段，农村学校数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尤其到了高中，农村学校仅占城乡高中总数的2.2%。
还有，快速的农村城市化推进与现有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存在明显的矛盾。近年来，北京城市化水平已超过75%。如何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始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议题。
另外，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民一般看病难、看不起病，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基础设施普遍不健全，医疗资源十分紧缺；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婴儿死亡率、传染病发生率等普遍高于城区。
求真务实惠及农民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农林委委员王全辉：我认为，新农村建设不是把农村城市化，而要立足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使我国农村和农民不会消亡，长期存在。城镇化和向城市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是增加农民收入和减少职业农民数量，扩大职业农民土地占有资源的重要途径，但不是消灭农村和农民。
农村的建设必须顾及农民的愿望，考虑到农村的特点，要继承和发扬农村的传统文明，新农村建设不是盲目的建楼并村，广大地区农村建设必须因地制宜、科学化、合理化，强调“农”的特性，考虑到农民生产、生活和农村良好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注意维护农民的权益，防止个别地区假“新农村建设”之名，进行大面积商业性的房地产开发，侵犯、剥夺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等生产、生活资料，名为给农民改善，实为把农民变成失地农民。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要注重参与性。农民是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政府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应避免大包大揽现象。在国家投入为主体的前提下，充分重视农民的主体性和发挥农民的创造性。
农村一片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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