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杂语共鸣，文化奇异。我觉得广西文化由两大部分组成，一种是他们很懂的、原产的民间文化，也就是那些让中原人目瞪口呆的歌舞和风俗。听到那种充满神奇魅力的“巴乌”演奏，我有一种醉酒的感觉。另外一种就是他们本来不懂、后来才懂的外来文化，它融进本土文化再生产出高雅文化。这两种看上去有冲突的文化形态在
在历史上，广西边陲，特别是南宁、桂林、柳州一带人，在弄懂外来文化、并借此创造高雅文化这一点上成绩斐然。但若说起当代，我首先想到的是漓江出版社。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它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风靡全国，成了国门乍开的年轻人了解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成了我书架上的一个醒目标记。随后还有20世纪90年代的《漓江》杂志，成了全国作家和前卫文学青年神向往之的地方。遗憾的是它不久就停刊了。但它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除了刘三姐、阳朔风景、民间歌谣这些土特产之外，人们真正从“当代文学”的意义上开始关注广西，应该是“广西三剑客”崛起和《南方文坛》杂志的创刊。原因在于，他们的起点不是地方特色、边疆风情、民间歌谣，而是跟其他地方站在同一制高点上，与文学的“现代性”焦虑处在同一个语境之中，面对着同样的创作环境，提供了同样高质量的文学产品。“三剑客”的鬼子、东西、李冯就不用说了，还有海力洪、沈东子、凡一平、黄佩华，文学批评界的张燕玲、黄伟林，后起之秀的刘春、杨映川、纪尘、李约热、蒋锦璐等，以及移居外省的林白、杨克、黄咏梅等等。这些文学产品的生产者不但形成了气候，还具有传承关系，一代接一代层出不穷。
我是1996年开始注意《南方文坛》的。那时候我就发现，它不是一份地方性刊物，而是全国性刊物。它瞄准了当代中国文学（而不是当代广西文学）的核心问题，领风气之先，起点之高令人刮目。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冲击、文学的边缘化，使得各地都试图拿文学开刀，一些地方为了短期效益，不惜牺牲文学理论刊物。而《南方文坛》顶住了市场的压力，在嘈杂的市场上发出了尖锐的声音，成了当代中国少数几家文学理论的权威刊物，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来说，《南方文坛》功不可没。
今天，“广西文化舟”荡到了北京，要在昆明湖上激起涟漪。他们中间有很多都是我的朋友。他们是一群文学的精灵，犹如花山岩画上鬼魅的影子。我要对他们在文学道路上的执著精神和原创能力表示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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