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发言摘登

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绚丽画卷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

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4周年之际，我们举行“全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这是对《讲话》最好的纪念。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其中有9亿是农民。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上始终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农村、农民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注农村和农民成为广大中国作家的自觉追求，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高扬民族精神、催人奋进、极富艺术感染力的反映广大农村社会变革与中国农民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进程中，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总结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情况，我们欣喜地看到，农村题材创作队伍壮大，老中青三代作家人才辈出，区域分布广泛；创作体裁多样，农村题材的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戏剧和文学评论等齐头并进，佳作纷呈，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作协主办的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评奖中，都有相当比例的农村题材作品获奖。这表明文学界乃至全社会对农村题材创作的关心与肯定，也是当前农村题材创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达到较高艺术水准的反映，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水平。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面对新形势，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何真正深入生活，带着真挚的感情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如何反映农村的新变化、新事物、新人物，正确把握与反映农民的精神本质，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如何到生活中、到民间文化的宝库中去汲取珍贵的艺术表现资源，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为广大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的问题。

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文学要更加密切地关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进程，更加密切地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民崭新的精神风貌，更加热情地讴歌新农村的历史变迁和新人物的思想境界。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自觉做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实践者和传播者。要认真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指导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价值导向，通过文学作品帮助读者正确对待是非、善恶、美丑，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服务。

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坚持“三贴近”，坚持长期深入农村，了解农业，熟悉农民，从思想感情上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把他们看做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动实践中积累创作素材，激发创作灵感，努力反映农业新发展，描写农村的新变化，塑造农民的新形象，表现新农村新农民形象所带来的时代气息和感召力，创作出更多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作家创作要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向生活学习，向民族的民间的艺术形式学习，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借鉴世界文化的文明成果，在继承中发展，在借鉴中创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了解和掌握农民群众丰富的生活、生动的语言，艺术地提炼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努力创作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中国作协要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全社会都来关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号召，把农村题材创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重视、关心农村题材创作，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组织作家深入农村，了解农村新变化，农业新发展，农民新生活。精心组织“百名作家农村行”和“东部作家西部行”、“西部作家东部行”等采访采风活动。对长期深入农村生活的作家给予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在文学评奖和重点作品扶持工程中更多地关注支持“三农”题材作品。加强对农村题材作品的评论、评选和研讨。每年召开几次有较大社会反响的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研讨会，总结当前“三农”题材创作的经验，切实推动“三农”题材的创作。中国作协所属报、刊、出版社和网站要重视刊发、出版、推介农民作者和农村题材的作品。鲁迅文学院在举办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时要加强对农村题材创作的作家和农民作者的培养。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绚丽的画卷。在建设新农村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的文学不应缺席，我们的作家不应失语，我们理应作出铿锵有力的文学的回应！我们一定要勇于承担起时代和人民赋予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努力创作出更多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反映新时代农民的新生活、新风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我们文学界新的贡献！

江苏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一览

杨承志

这次会议在江苏召开，我们感到很荣幸。江苏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从新文学时期至今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叶圣陶、陈瘦竹、陈白尘到方之、高晓声、汪曾祺、凤章、赵本夫、范小青、庞瑞垠、杨守松、储福金、苏童、毕飞宇、王大进，再到更年轻的顾坚、陈武、庞余亮，一代代作家见证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这些作品，或反思乡村历史和文化，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漏斗户”主》等，反映农村建国后的生活，反思我们的农村政策，也对农民文化心理进行反思和批判；或反映现实，如赵本夫的《卖驴》，高晓声的《水东流》《崔全成》等，都反映改革后乡村的变化，对改革政策进行了肯定；或描绘乡土文化，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等，描画地方风俗，具有抒情诗的特点。此外，赵本夫的《绝唱》《狐仙择偶记》《涸辙》等“故道风情”小说，范小青的小说《百日阳光》，苏童的小说集《枫杨树山歌》，毕飞宇的小说《玉米》《平原》，杨守松的报告文学《昆山之路》，凤章的报告文学《张家港人》，庞瑞垠的报告文学《光明行――瞩目江阴》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许多经验和规律值得认真思考和总结。

首先，“深入生活”。我们的作家只有沉下去，投身到这个火热的生活中去，才能充分地表现农民改变农村面貌、建设新农村的创造精神。新时代农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改革发展意识、科学意识、开放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等等应该得到真实而生动的表现，广大农村在改革发展中涌现出农村改革的闯将、勤劳致富者、农民企业家、科技兴农带头人、农副特产品的经营家等新的农民形象应该得到塑造和歌颂。所有这些都是以文学贴近生活、贴近时代为前提的。

第二，创作需要研究与思考。当年，鲁迅、茅盾、叶圣陶的农村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取得那么高的成就，产生那么大的社会震撼力，正是因为作家对当时的农村现实有深入的了解、深刻的思考与惊人的发现，把握住了当时农村现实的深刻矛盾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规律。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站在一个全新的背景下去思考农村与农民问题。

第三，传承与创新。以江苏为例，江苏农村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如山歌、民歌、童谣、民谣、民间故事、民间说唱和民间戏剧等等；另外，江苏还是戏曲大省，各种地方曲种异彩纷呈，许多传统曲目都是以农村生活作为表现对象；江苏又是民间艺术大省，拥有绘画、剪纸、泥人、紫砂、扎染等民间工艺。所有这些，无不积淀着深厚的乡土文化气息，它们生动活泼，清新自然、率真天然，不但真实地表达了广大民间百姓的心声，而且典型地体现了农民的艺术创造精神。我们要虚心学习，广泛汲取。

（发言者为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新农村对文学的倾情呼唤

吴秉杰

农村题材写作在近十年的小说与报告文学领域取得了尤其显著的成就，了解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的状况，它丰富与多样化的面貌，是我们讨论的开始。

正面表现农村改革现实的长篇创作有吕雷的《大江沉重》、孙惠芬的《歇马山庄》、关仁山的《天高地厚》、何申的《多彩的乡村》、向本贵的《盘龙埠》、王建琳的《风骚的唐白河》等。表现当下生活的艺术视角也是多种多样的。黄国荣的《乡谣》是一部表现了日常生活的诗性创作。同样逼真地表现农民的生存状态的还有雪漠的《大漠祭》。尤凤伟的《泥鳅》则是一部打工文学的代表作。从《高老庄》到《秦腔》，贾平凹作品的深刻涵义表达了两种文明的冲突,这又是在政治的、经济的视角之外，作家独辟的一个重要艺术视角。

近年反映农村题材的长篇很多,还有如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农村三部曲),李明性的《故园》,党益民的《喧嚣荒原》，冉红的《西部女盲流》，吴文光的《天长地久》，刘醒龙的《弥天》，谢友鄞的《嘶天》，王立纯的《苍天神话》，董立勃的《白豆》，黄佩华的《生生长流》，查舜的《青春绝版》，侯钰鑫的《好爹好娘》，萨仁托娅的《静静的艾敏河》，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近期出版的还有铁凝的《笨花》，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毕飞宇的《平原》，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庞余亮的《薄荷》，阿来的《空山》，刘玉民的《过龙兵》，李西岳的《百草山》等。在这些作品中有西部小说、知青小说、传奇小说；有宏大叙事、日常叙事、爱情叙事；有深沉渺远的意境，也有酣畅灵动的描写。还有一些在思想与艺术上有独特探索的作品，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李佩甫的《羊的门》、张炜的《九月寓言》等。它表明农村题材写作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领域，不仅存在多种视角的创作，而且在探索中还存在着叙事和想像的巨大的空间。

与长篇创作更多地表现历史不同，中、短篇创作更多地关注现实。从近10年3届鲁迅奖获奖中、短篇小说看,农村题材的作品都超过了半数。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何申的《年前年后》，刘恒的《天知地知》，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阎连科的《黄金洞》《年月日》，迟子建的《雾月牛栏》《清水洗尘》，陈世旭的《镇长之死》，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玉米》，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刘庆邦的《鞋》，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红柯的《吹牛》，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王祥夫的《上边》等获奖中、短篇都是农村题材的创作。另外如《奔跑的火光》(方方)，《秋菊开会》(陈源斌)，《酒鬼的鱼鹰》(迟子建)，《瓦城上空的麦田》(鬼子)，《救灾记》(陈世旭)，《马嘶岭血案》(陈应松)，《黑石头》(杨显惠)，《北京候鸟》《外地人》(荆永鸣)，《黑猪毛白猪毛》(阎连科)，《白雪猪头》《私宴》(苏童)，《收获》(周建新)，《为兄弟国瑞善后》(尤凤伟)，《拇指铐》(莫言)，《鱼》(阿来)，《湖道》(漠月)等作品也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承担着不同文学任务的还有报告文学。谭谈的《大山的呼唤》，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国家行动》《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黄济人的《命运的迁徙》,蒋巍的《渴》《你代表谁》,梅洁的《创世纪情愫――来自中国西部女童教育的报告》《西部的倾诉》，关仁山的《执政基石》，张坚军、孙群豪的《时代见证――慈溪农民报告》，鲁顺民的《三百八十毫米降水线――世纪之交北方的农村和农民》等便是近年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农村题材报告文学创作。

我认为，我在前面描述农村题材创作文学背景和当前创作状况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我们的农民兄弟？现在的作家基本上都城市化了。极端的例子总是被我们记在心中,而对于农村普遍的生活状况的了解和心理体验则已渐渐离我们远去。作家要进一步表现农村变化,首先要夯实生活的基础。

与此相联系的问题是，文学如何描写农村的基层干部？当今农村小说表现农村干部形象是最薄弱、最概念化、最贫乏的。在艰难曲折的农村变革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写好农村干部，也是反映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必要条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否仍需要揭露矛盾？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当前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远少于反映农村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农村题材长篇创作的多样性、活力和创造力，仍然应是体现在反映当前农村及其矛盾变革上，这是一个亟待加强的领域。

悲剧为什么失去了感动人心的力量？一些作品的正义感和道德义愤毋庸置疑,可却未能给人带来深刻的反思和力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农村题材创作还是缺少真正有力量的悲剧作品。

农民的主体性问题。就目前的创作来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有弱化的趋向。在塑造这一时代的农村新人方面,文学尚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也还有很久的路要走。

报告文学有着迅速反映现实的优势，可它也面临考验。就创作方法而言,倘若它不能揭露矛盾和深入至人物的心灵世界，那么它写的只能说是好人好事,不能说是文学作品。

上面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次生活的长征,它也向作家发出了相邀同行的深情的呼唤。历史、时代与文学在这儿相遇。于是，我们都要回答：文学准备做些什么，文学准备如何做？（发言者为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

关注新农村是文学对时代的回应

关仁山

这次来到华西村参观，切切实实感受到这方热土的魅力。我刚从云南采风回来，看过佤族最穷的村，现在又看到中国最富的村，再与我们河北不穷不富的村比较，内心有无数感慨和震荡。

一、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就必须坚持“三贴近”，要求作家自觉地把艺术生命的“根”，深深扎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前几年,我一直在冀东平原挂职深入生活,我不敢说这是“三贴近”的最好方式,但是,我努力了,尽心去“贴”了。我们河北“三驾马车”形成到今年整10周年，我们一直向党“三贴近”。我和何申写出了一批反映“三农”题材的文学作品。就作家来说，“三贴近”首先要培育对农民和土地的感情。一个以农村题材创作为主的作家，赶上这样大变革的时代，非常幸运。如果创作与之擦肩而过,将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二、敢于塑造新的农民英雄。文学最终是写人的。当今有些人怀疑崇高,要塑造可信的英雄,就要敢于直面中国当下的农村变革现实。文学对新农村的理解与政府领导、“三农”专家的视角肯定不一样。我们更加关注的还是变革时代农民的命运和灵魂。我现在创作长篇小说《感天动地》又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今天的农民英雄与梁生宝、朱老忠、肖长春、陈奂生截然不一样了。新农民的新元素在哪里？他们有新的素质、新的观念和新的壮举。在新的躁动、分化和聚合中，孕育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力争写出转型时代的农民之魂，塑造出最后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英雄。

三、建设新农村，文学创作同样需要创新。写出乡村农民生活的巨大真实，哪怕这种真实是残酷的。写新农村不应粉饰生活，还要去写深层变化缓慢的那一部分，比如农民的文化心理的演变，“三农”问题的发展轨迹，民间社会和文化在农民灵魂深处的影响。通过对人物的灵魂审视达到对农民的精神观照。我过去那些作品大多用平视的视角，亲切自然，但缺少高度。要找到一种新的叙事，必须要站在历史的高度面对中国“三农”问题。

这种关注改革的写作有一个怎样提高艺术品位的问题。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每天都是新的,叙事也应该是新的。我们“三贴近”的时候,作品在空间覆盖上的扩张往往要以其在时间穿透力上的牺牲为代价。这多少会影响作品的艺术传达。弄不好会变成“传声筒”。怎样由沸腾的现实生活的“实”转化成艺术上的“实”？把当下火热的、复杂的、多变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人物的血肉、性格和灵魂，这对于我是严峻的挑战！（发言者为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农村题材与重庆文学创作

黄济人

我从作协工作的角度，谈我们那里的农村题材创作。

1.农村题材是重庆文学创作的弱项。虽然我们的刊物《红岩》首发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被告山杠爷》,但作者是四川的周克芹和李一清。四川与重庆分家后,重庆文学在农村题材上的弱势愈加凸现。我从来认为，一个地方的文学大师对那个地方的文学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这不仅表现在艺术手法上,更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上，比如江苏，因为有高晓声这位写农村题材的旗手，才有了今天如此众多的反映农村、反映农民的优秀作品。而重庆,迄今影响较为深远的依然是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红岩》，“红岩精神”伴随了重庆半个多世纪，也引领了重庆文学发展的方向50多年,包括对题材的选择。

2.农村题材是重庆文学创作的富矿。百万移民是重庆直辖的立市之本,而移民的全过程都发生在农村。

3.农村题材创作将是重庆作协工作的重大命题。我们具体做法如下：(1)市委宣传部有“精品办公室”，对写农村题材的重点扶持。(2)重庆文学院二期签约作家35人,来自区县和农村的有20人。(3)继续写移民、写库区,以凸现重庆农村题材的地方特色。(4)今年7月底开始，有计划地请外省优秀作家来访讲座。（发言者为重庆市作协主席)

在田野中汲取营养

叶广芩

2000年7月,受中共西安市委组织部的安排,我到位于西安西南的周至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至今已经6个年头,陪伴了4任县委书记，目前成了周至县委班子的元老。我突然从家族小说转向，将目光投向并不熟悉的农村，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去农村是浮光掠影、是作秀。的确,与别的出生在农村的作家相比，我们看待农村的角度也不同，他们是背靠,那是他们的生活积淀；我是面对。我的视角代表了一批在城市生长的年轻和不年轻的人，带了城市对农村的欣赏与挑剔。1985年以来,我走遍了陕西每一个林场；2000年以后的6年时间，写出了《老县城》《老虎大福》《狗熊淑娟》《黑鱼千岁》《山鬼木客》等一系列农村生活作品。

在农村挂职，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1.抱着做学生的心态,虚心向农民学，向基层干部学习。我们的文学不知在哪里出了问题,以致让人一提农村干部就是鱼肉乡里、贪污腐化。其实不是这样，至少我接触的不是，有些事情让人相当感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没有他们无从谈起。至于农民就更丰富多彩了。在文化上，周至绝对得天独厚。农民间不仅有人诗歌唱和，还有人研究哲学甚至甲骨文。在农村越待越觉深不可测，“后生”可畏。

2.用文化人的眼光,为挖掘和弘扬农村基层的文化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营造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风尚，是我们蹲点基层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农村举办数期文学讲座,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农民文化活动，如举办竹林诗会。我们还联系北京同仁献书数千册，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自己不能单纯沉湎个人创作，还要带动农村一批业余作者。现在县里有300多名业余作者、20多个文学社，这些人散布在村村落落，对农村文化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3.为农村的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周至发展不能靠工业，要打旅游牌，发展文化产业,这恰恰是文化人的强项。作家挂职时应放下架子，尽自己所能，为农村经济发展出力。农民就觉得你跟他是一心。在农村我体会到了文化的“韵”,这是需要时间、需要经历、需要品味的。农村的文化像颗宝珠,或许沾满了泥土，拂去泥土，是真宝贝，不是戏台上让人炫目的玻璃珠。

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好机会,政策为我们搭建了宽阔平台。作家在基层，在阳光下，在田野中，汲取营养，在时代前进中完善着自己,充实着人生。我感念，作为一个在乡村挂职的作家，我是幸福的。（发言者为西安市文联副主席）

小组讨论观点集束

让文学归于大地

黄国荣（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我总想一个问题，既然老百姓的生活是衣、食、住、行，难道不写英雄，不写坏人，不写英雄与坏人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写不好乡村小说？我想，不写英雄不等于没有悲壮，不等于没有真善美；不写坏人，不等于人物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不写斗争，不等于人生中没有挫折、没有苦难。近十亿农民的绝大多数，他们一生面临的最大课题是生计。我们为什么硬要离开这个课题，把与百姓姓命攸关的生活扬弃，而去虚构生造出概念的、理性的、并不是他们的真实生活来强加于他们呢？我认为，你真把眼光盯住了他们，关注到了他们的生老病死，说出了他们心里想说的话，或者心里想说，嘴上还没有说出的话；做出了他们想做也已经做了，或者他们想做还没敢做的事；回答了他们曾经疑惑、或者还在疑惑至今不解的问题；他们会感到非常畅快。

再要一提的是，乡村小说贵族化书写倾向。农民本处于社会的底层，乡村几乎是贫困的同义词，但现在有些乡村书写变得贵族化了。改革开放是让大部分农民富了起来，但这富是相对的解决温饱，略有余粮而已，城市化生活还只能是他们的梦想。《玉米》中的玉米抱着王红兵，拿王红兵去羞辱有庆家媳妇，那才是地道乡村姑娘的心态：《瓦城上空的麦田》中李四因儿子忘了他们生日而赌气，那才是地道的农民本性。

这里借用蒋巍先生一句话，“末流小说中没有土地，比较好的小说，是把土地写进了书里，真正的优秀小说，是把书写进土地里。”我以为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把土地写进小说里的小说，总让人有写作的痕迹，能看到土墙上抹上了水泥，能看到人工的种种痕迹；优秀的乡土小说，洋溢泥土原汁原味的芳香，让文学归于大地，而不是拿土地来给我们文学使用。

关注疼痛的乡村

陈应松（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我关注乡村，是自2000年，我突然想到一个远离城市的深山去，与农民呆在一起。这当然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巨大影响。于是我去了湖北最偏远的神农架。我曾是一名知青，三十年前的乡村我是熟悉的；我出生在一个小镇，四十年前的乡村我也是熟悉的。我爱写乡村,却对当前乡村的一切有着很大隔膜，这不仅是我，可能也是许多在城市里的作家们写作的窘境。我到了风景绝美的神农架，却看到了生活贫困的农民。

深山农村的现状对我内心的强大冲击――她的美好，她的苦难，她的一切一切，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醒和滋养，为此，我写了《松鸦为什么鸣叫》、《望粮山》、《狂犬事件》、《马嘶岭血案》、《太平狗》等一系列被称为“神农架系列”的所谓“底层叙事”小说。这些作品表达了我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忧虑，并且以预言形式，说出了城乡由于巨大差距和隔膜可能会导致的社会危机，也同时对农民给予了锥心泣血的同情与理解。同时，我也想用我的作品对文学界以呼吁：希望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精神家园――农村，我们的兄弟姐妹――农民，我们的生命根基――农业。

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上，我已看到有网民呼吁看看我新近的小说《太平狗》，以便对“三农”问题制订出更好的政策。――这是我颇感欣慰的，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作家，却用自己的笔参与了乡村变革的伟大进程，并用我的声音与大家一起呼号，提醒社会，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产生某种推动作用，这难道不是一个作家值得庆幸和自豪的事吗？

我将继续关注疼痛的乡村，看她慢慢在我们的抚慰中露出与乡村景色同样美丽的笑容。

现实关注和文学表现

黄毓璜（原江苏省作协创研室主任）：现实是文学眺望的立点，现实的关注和把握理应是文学自身的题义。变革以来乡村写作的实践表明，跟“历史激情”的张扬和“历史关系”的审察相比，文学关注乡村“现实”的自觉、介入乡村现实的勇气并把握乡村“现实”的能力，还很欠缺。尤其是，在“大作”、“力作”的期待中，这种欠缺会分明地突显出来，在我看，“大作”、“力作”云者，不管从何种角度以何种方式去接近，都离不开对于其赖以生成的现实的重大思考和发现。似乎可以说，文学对于乡村物质与精神层面的感应还滞后于现实，在乡村变迁已然为我们呈示的新质和包含的隐患上我们还有所迟钝。比如说，当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命题已成为相当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的乡村关注是否进入了宏观层面的自觉？当愈演愈烈的洪灾、频频发生的矿难，当乡村的贫困滞后、乡村蒙受的屈辱不公以及沙尘暴、民工潮、水污染、土地和资源流失等等，已经引发社会、经济学家关涉“城乡二元结构”、关涉社会分配原则、关涉“发展”两难选择一类现实的、关于人类生存、人类命运前途的思考；原本敏感于苦难意识的文学，如果反而看不到那些“现象”和“事件”的普遍联系和深层系结，跟时代内情和人类困境相隔膜，大概就不能不与“大”、与“力”相去甚远。相对于我们置身的现实，乡村体裁对文学的表现更具走向深广的可能。

对农村变化要有历史感

何申（河北省作协副主席）：20年间，我最先写过《穷县》、《穷乡》、《穷人》等“穷字系列”中篇小说，又写过反映县、乡、村干部群众为脱贫而忙碌的《年前年后》、《谷雨前后》等“前后”类小说，后又写了《乡村富豪》、《富起来的于四》等带“富”字的小说。最近二年发表的《乡村无眠》、《调解》、《女乡长》、《小寒大寒又一年》等中篇，又着重写了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人物新矛盾新问题新发展。现在看，在不经意间，这些作品也将中国北方山区乡村20年里巨大变化的一些画面连续记录了下来。

我的已发表的近百个中篇里，有七八十篇是写乡村写农民和乡镇干部的。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从天津的洋楼里来到燕山深处，到如今我已在这生活近40年。40年里，不管身份如何变化，我始终与这里的乡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从他们这个群体中走出的一员，我深知这一段历史，不仅是对当代农民生命攸关的历史，亦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村最具变化特色的历史。作为一个写作者，用文学形式认真的记录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此，我先前并没有感觉很深。后来，我渐渐意识到我与这片山地今生今世是难以割舍了。或许有人觉得我这样是缺乏了写作者的文本意识。但我却没有办法。我的写作本来就是从农村农民中引发出来的，往下，我还要在乡村的道路上走下去。只有如此，我的心境才能安妥，生活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