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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哲学的爱智慧传统

2006-06-1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陈波 我有话说

从词源上说,哲学是“philosophia”,即“爱智慧”,它意味着“对智慧的真诚热爱、忘我追求和批判性反省”,因此哲学被称为“智慧之学”。但我认为,国内先前的(也许包括当前的)哲学教育偏离这一传统甚远

,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对哲学知识的传授上,把哲学当作了某种知识体系、某种命题系统、某种智慧形态,哲学教育变成了上课讲条条、听课记条条、考试背条条这一习惯的周而复始,造成了学生对哲学课的反感甚至厌烦,在一门号称爱智慧的学科中,他们却感受不到多少撞击出的智慧火花。因此,国内的哲学教育有必要改革,我个人认为,其改革的目标就是回归到哲学的“爱智慧”传统。具体来说,回归哲学的爱智慧传统包括以下做法:

第一,回归重要的哲学问题。

例如,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的心灵、并且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的外部世界?如果有,我们能否认识它?如何去认识它?其途径、过程、程序、方法、准则是什么?什么是真理?我们能否达到真理?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标准和途径是什么?语言在人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有何种地位和作用?语言、思想与实在之间是什么关系?我的心灵与我的肉体是什么关系?除我自己的心灵外,还存在他人的心灵吗?如何证明它们的存在或不存在?人死后有所谓的灵魂世界吗?死亡对人生意味着什么?究竟有没有上帝?信仰或不信仰上帝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是一切都被必然性决定,还是存在人的自由意志,因而人可以自由选择、连带地也要负道德责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区别善恶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公平、正义、自由?不平等和非正义现象有哪些根源?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崇高?如何区分和鉴别美与丑?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是终极性的,每个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会以某种方式遇到,并且会以某种方式作出解答,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哲学家。

第二,回归严格的哲学论证。

自然科学方面的争议与分歧,最终可以通过诉诸外部对象和外部世界,凭借观察、实验、证实、证伪等手段来解决。而哲学方面的争议和分歧无法诉诸外在世界,没有最终的上诉法庭,哲学命题因此没有真(truth)、假(falsehood)之分,只有“有道理”(reasonable)与“没道理”(unreasonable)、“可接受或不可接受”(acceptableorunacceptable)以及相应的程度区分。也就是说,检验哲学命题或哲学学说的唯一手段就是逻辑手段,就是看一个哲学命题是否受到了很好的支持与论证,是否被置于与其他哲学命题的逻辑关系中,是否被整合到某种更大的知识架构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论证是哲学活动的本性,哲学不仅仅是陈述你的观点,而且还要用论证对你的观点提供支持,并且对可能出现的异议进行反驳;对于哲学来说,论证的过程甚至比论证的结论更重要,这是因为:对于主张者来说,论证把一个思想置于与其他思想的逻辑联系之中,或者从该思想演绎出某些进一步的结论,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向深刻、细致、全面和正确;对于接受方来说,论证使某个思想具有了可交流性、可理解性和可批判性,从而使他能够进入对方的思想世界,并与对方进行理性的沟通和对话。

哲学应该展现先哲们对上面那些问题的各种主要回答,并详细重构他们对这些回答所给出的各种哲学论证及其反论证,并引导学生去理解、评价、重构或者反驳这些论证,在此过程中感受、领悟、理解、锻炼出哲学的智慧。

第三,回归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

有一种说法,哲学其实就是哲学史,后来的全部西方哲学只不过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的注脚或展开。黑格尔说,不应该把哲学史看作是“人类精神的错误的陈列馆”,而应该看作是“神的形象的万神庙”。每一种哲学体系都是对理念发展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的描述,它既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又包含着绝对的东西,永远有它的价值存在。通过学习哲学史上大师们的原典和著述,学生们与他们一道思考,也就学习了应该如何去做哲学的工作,其方法和规矩是什么。因此,西方哲学教学特别注意原典和大师,每一门课程都有与之配套的经典文献选本,通常篇幅不小,里面是节选的哲学大师的原创性论著,供学生课下阅读。

哲学教学要把功夫放在大师和原典上,这一点确是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会过分的。优秀者是少见的,对于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文本,我们要永远保持一份必要的尊敬与敬畏。

第四,回归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

我认为,哲学首先是一种反思、批判的人生态度。它对一切问题都要追本溯源、寻根究底,作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它在别人从未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对人们通常未加省察和批判就加以接受的一切成见、常识等等进行批判性地省察,质疑它的合理性根据和存在权利。科学的一切领域、人生的一切方面都向哲学思维敞开,接受哲学家的质疑、批判与拷问;同时哲学思维本身也向质疑、批判和拷问敞开,也要在这种质疑、批判和拷问中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我把这一点叫做哲学思维的敞开性。哲学活动因此成为一种质疑、批判和拷问的活动,其具体任务包括两个:一是揭示、彰显暗含或隐匿在人们日常所拥有的各种常识、成见和理论背后的根本性假定和前提;二是对这些假定或前提的合理性进行质疑、批判和拷问,迫使它们为自己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从而为新的可能性开辟道路。卡尔・波普把这种哲学活动的必要性说得十分清楚和恰如其分:“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

第五,适当关注当代的哲学论战。

如果说哲学史是仍然活着的哲学,那么,当代哲学就是正在发生着的历史,它既是以往哲学的延伸,更是对当代人生存境遇的哲学反省与回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有强烈的现实感。因此,在哲学教学中,有必要引导学生适当关注当代哲学家的工作,阅读他们的著述,参与他们的讨论,或者评价他们之间的论战,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哲学智慧。

要言之,哲学就是爱智慧,哲学教学也应该能够培养、锻炼、激发出学生的智慧。(本文系作者为《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所写序言,本版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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