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陆定一同志诞生一百周年,又是党的双百方针提出五十周年,这两件事,都是值得纪念和庆祝的。
从七大以前的一九四四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二十二年间,除了中间一年多以外,陆定一一直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恐怕是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中宣部部长了。
在中宣部部长这个岗位上,陆定一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对科学文化工作的完整的方针,是怎么决定的呢?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的,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郑重地宣布了这个方针。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陆定一代表中央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
至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的分别提出,那还要追溯得更早几年。
最先提出“百花齐放”,是在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这是向戏剧界提出的,但还没有推向整个文艺界。
“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则是在一九五三年。那一年,中央决定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当时,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两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争论。当时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向毛泽东请示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这件事《历史研究》编辑部是知道的,在历史学界、在整个学术界当时一般还不知道。
一九五六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上,陆定一作了一个重要发言。他说: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不要戴大帽子。这段话里,还没有“百家争鸣”这四个字的概括,但“百家争鸣”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接着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会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在讨论报告的过程中,四月二十七日陆定一发言。这个发言的主要部分收入了《陆定一文集》。其中,从对苏联专家批判中国植物学家胡先?问题的处理,说到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宣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从苏联过去反对形式逻辑后来又不反了,说到中国科学院一位同志的法宝是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这样一来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从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干涉最多,说到中国写新人物和旧人物、写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争论,说到《十五贯》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发言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气氛十分活跃。“百家争鸣”四字,不仅呼之欲出,事实上已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诸多方面初步展开了。
在四月二十八日的讨论中,有人发言,讲到毛泽东“百花齐放”题词所起的作用和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时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情况,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贯彻这两个口号。
这样,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讨论总结,才接着这个话,讲了“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那样一番话。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讨论发言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又讲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番话。这前一番话,现在已经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今年是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五十周年。
陆定一不仅是双百方针的参与制定者和权威阐释者,而且是这个方针的积极执行者。就我所知,陆定一为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做了几件大事。
首先,是召开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毛泽东批阅一份东欧党对过去在遗传学中强制推行苏联李森科学派进行反思的文件,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陆定一请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一九五六年八月在青岛联合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这次会议,使长期被压制的遗传学家在中国取得了进行教学和研究的自由,在中国科学界影响很大。会议参加者李汝祺发表了谈与会体会的文章,毛泽东看了,认为很好,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并且代拟了按语,代改了题目:《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八年“拔白旗”、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极大地冲击了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在这种情况下,陆定一为在生物学领域坚持这个方针,仍然保持了可贵的清醒。在一九六W年十月的各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上,陆定一都指名一些大学在青岛会议以后再次批判遗传学是错误的,批评这些学校的领导没有在生物学中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没有实现党的领导。
更重要的是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的起草和试行。科学十四条是在聂荣臻同志主持下起草的,中宣部的同志参与了讨论和执笔。高教六十条是陆定一主持下由教育部和中宣部起草的。文艺八条,最初在周扬主持下起草,以后由陆定一主持修改。这三个关于科学文化工作的条例,共同特点是纠正“左”倾,调整政策。调整集中在两大问题上,一个是知识分子问题,一个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
“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些努力都中断了,中宣部被作为“阎王殿”砸烂,陆定一那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纲领批判,那几个条例也受到多方攻击。好在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出的陆定一,作为一个在党内经历丰富的老同志,致力于回顾和研究党的历史。在他心中,念兹在兹,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九八六年,为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他只能凭记忆写,因而对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到四月这个关键时期的一些史实,不免有些粗疏。我当时就与刘武生合作,根据档案材料写了一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我专门到医院里去看望陆定一,把我们的文章读给他听。他听后,笑了笑,说:你查了档案,当然以你说的为准!
陆定一著文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他自己说,目的是“为存史实,让后代知道和借鉴”。这三十年的历史,是开辟坦途,经历几次严重曲折,重新走上坦途的历史。重上坦途,仍然不免波动。现在又过了二十年。纪念陆定一诞生一百年和双百方针提出五十年,不但要知道一九五六年提出双百方针以后三十年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为借鉴,还应该总结和知道从那以后到现在的二十年间新的历史经验,也包括新的教训,以为当前和今后的借鉴。就是说,不能把双百方针当成空话套话,而要与时俱进,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从当前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提高到新的水平。
(本文系作者在陆定一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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