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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生问及发展经济学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时,文建东教授举例说,新增长理论有很多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是值得发展经济学借鉴的。但新增长理论无法代替发展经济学,新增长理论的研究现在只是涉及到了发展经济学一个非常小的领域。
关于新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的融合，文建东指出，传统上，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看似有联系而实质不同的理论体系，研究对象也各有分工。正如卢卡斯所说，以前，新古典增长理论只解决了经济增长中已有所了解的那些内容，发展经济学则是研究经济增长中那些还不了解的问题。而现在，新增长理论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缺口上建起桥梁，同时观察穷国和富国的行为，研究它们不同的动态发展过程。尽管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有不同研究领域，两者间的对话和交流还是必要和有益的，两者的融合也是未来的趋势。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与社会结构正逐渐接近增长理论建立模型时所暗含的假设，因此将增长理论融入到发展经济学中去是可行的。另一方面，新增长理论还必须以其严谨的模型与研究范式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结构性特征，以改造和完善发展经济学。
那么，新增长理论能否导致新发展经济学的出现呢？文建东指出，因不满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敛预测与现实的脱节，卢卡斯和罗默等人发展了新增长理论以取代新古典增长理论，他们成功了。他们也希望用新增长理论改造发展经济学。但正如弗农・拉坦所指出的，新增长理论要全面应用于发展经济学，将发展经济学改造成新发展经济学，还需要在模型中考虑：发展中国家是如何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人口转变与对健康和营养的投资是怎样进行的？自然资源的制约是怎样诱发新的技术以维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怎样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将库兹涅茨倒U曲线在模型里体现出来？在模型中怎样刻画制度的变迁？等等。
谈及发展中国家最现实的发展问题,马颖教授以非洲为例,阐述了构建良好的基础设施、改善和普及教育、改善协调种族关系、构建能与经济发展形成互动的社会资本等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意义。
发展经济学的范式问题激起了与会师生热烈的讨论。叶初升教授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异很大,发展中国家人们的行为选择和规范的发达国家的个人选择有很大的差距。这给了发展经济学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我们需要有一个研究范式来规范界定发展经济学,但如何做到与主流经济学相联系的同时,又保证自己的独立性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就叶永刚教授提出的,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金融学有无共同的范式?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是从问题出发还是从范式出发?能否转变研究的思路,研究实际问题,研究中国特殊的问题,进而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马颖教授回答说,发展经济学就是由于问题而诞生的。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形成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情况与成熟的发达国家完全不一样,由此诞生了发展经济学这门新学科。在经济学家的研究过程中,范式会慢慢形成。实际上,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把所有诺奖得主的脑袋加在一起也无法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需要耐心,需要积淀,要形成发展经济学的中国范式至少需要20年的积累。
叶初升对此补充认为,范式是有层面的,也有研究领域的划分,它限定了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模式;范式非常重要,它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发展经济学学科真正成熟的标志。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金融学都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要遵循同样的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些学科领域不同,在各自的领域内又各有自己的研究范式。
叶永刚教授提出,既然20年之后范式才能形成,那么我们在范式形成之前做什么?是否始终研究范式,不研究实际问题?马颖教授回答说,至少20年主要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这不是没有可能,印度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主流经济学已开始承认印度经济学家的研究。同时,斯蒂格利茨在肯尼亚、阿克洛夫在印度长期研究当地经济的特殊问题,主流经济学也承认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经验和相关研究。
叶初升教授认为,一般来说,很少有经济学家什么问题都不研究,仅仅空洞地研究范式问题。范式的形成也不是指某些人专门研究范式,然后号召大家都来遵循。范式是在平时的研究中逐渐形成的,众多经济学家研究现实问题,慢慢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大家都遵循它,范式便在此过程中慢慢形成、规范并指导以后的研究。
简新华教授也指出,问题研究和范式形成一点都不矛盾。基本过程应该是,先有现实问题研究,在问题研究中范式逐渐形成,这些形成的范式规范后续的研究,大家在范式的规范下继续研究现实问题。简新华在总结发言中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中国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之一,这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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