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经济学

20世纪中期是人类道德思想和经济思想进行重新整合的关键时期。生态伦理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崛起和发展集中反映了这种“整合”的内涵和意义。

生态伦理学是一门以“生态伦理”或“生态道德”为研究对象的应用伦理学。“生态伦理”不仅要求人类将其道德关怀从社会延伸到非人的自然存在物或自然环境，而且呼吁人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为一种道德关系。根据生态伦理的要求，人类应该放弃算计、盘剥和掠夺自然的传统价值观，转而追求与自然同生共荣、协同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生态伦理学对伦理学理论建设的贡献主要在于它打破了仅仅关注如何协调人际利益关系的人类道德文化传统，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赋予了真正的道德意义和道德价值。

生态经济学是一种以“生态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是一种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对而言的经济形态或经济发展模式，它立足于当代人类对经济与环境的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强调在经济活动中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同等重要性，要求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并驾齐驱。生态经济学呼吁人类发展生态经济，追求以节约资源、能源和减少污染为前提的生态经济效率，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统一。

如果说生态伦理学将人的道德关怀从社会延伸到了自然，从根本上深化了人类道德意识，极大地拓展了人类道德生活空间，从而使人类从算计、盘剥和掠夺自然的价值观走向了尊重、热爱和保护自然的价值观；那么生态经济学则把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自然环境的要求视为人类经济思想的根本内容，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以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从而使人类从控制、占有和破坏自然的经济思想走向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的经济思想，并为人类经济生活增添了新的内涵和意义。进一步说，生态伦理学试图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稳固而持久的道德关系，而生态经济学则试图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合理而长久的经济关系。

我们不难发现，生态伦理学和生态经济学走的是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生态伦理学是从伦理学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因此如何认识和解读自然的道德价值是其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鸣。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一切价值都是人创造的，价值只能通过人的生命、生活和观念来体现，因此如果人类应该对自然讲道德，那么这意味着人类必须赋予非人的自然存在物以道德价值；而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价值并非人创造的结果，一切价值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具有先于人类的价值，因此如果人类应该对自然讲道德，那么这意味着非人的自然存在物本身就具有道德价值。与此不同，生态经济学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考察和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如何理解和解释自然的经济价值是其根本问题。在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里，自然并不是一个永不枯竭的资源和能源宝库，因此它承受人类经济活动的能力是有限的。生态经济学呼吁人类在追求经济效率过程中保护和维护生态环境，在保护和维护生态环境过程中实现和提高经济效率。

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经济学所走的不同思想路线重蹈了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长久分离的“覆辙”。生态伦理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价值评价，而生态经济学则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事实陈述。在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经济学相分离的状态中，“价值”和“事实”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无情地批评了伦理学与经济学长久分离的现象。在他看来，这种分离对于伦理学和经济学来说都是不幸的事情：一方面，由于没有把经济学问题当成伦理问题来加以考虑，伦理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往往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更多、更明确地关注人类行为的伦理维度，经济学出现了“贫困化”现象。因此，阿玛蒂亚・森试图通过他的著作告诉我们，一个伦理判断并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评价，因为它往往与一定的经济事实考虑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经济学判断也并不仅仅陈述经济事实，因为它总是和一定的价值评价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伦理学和经济学必须打破长久分离的历史格局，相互支持，相互论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阿玛蒂亚・森的批评同样适用于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经济学之间的分离状况。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经济学之间绝对不是一种相互对峙的关系。生态伦理学一直试图论证的基本命题是“人应该对自然讲道德”――这种“应该”的要求首先是对人类经济活动或行为提出的规范要求，因为经济活动是人类与自然发生关系最常见的方式。生态经济学一直试图论证的基本命题是“人在经济活动中需要同时体现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的要求”――这种“是”的要求其实把人的经济活动置于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道德原则的规范之中，而根据这些原则所进行的人类经济活动已经不再是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行为，而是被打上了“价值”烙印的经济行为。

事实上，生态伦理学和生态经济学之间也确实存在一种相互支持、相互论证的关系。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除了必须论证“人应该对自然讲道德”这一基本命题的真伪之外，生态伦理学的生命力主要在于它能够把人的生态伦理意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态伦理实践。生态伦理学必须关注如何使它提倡的环境保护、环境正义、可持续发展等道德原则对人类经济活动提供必要而重要的价值引导。具体地说，它应该以生态经济学提倡的生态经济形态为生态伦理实践的根本内容。生态伦理学应该论证和宣传生态经济形态的道德合理性，并为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道德秩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生态伦理学就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生态经济的新时代要求而产生的一种伦理学理论。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在论证“人在经济活动中需要同时体现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的要求”这一基本命题时，生态经济学也必须深入挖掘该命题本身所包含的道德价值。生态经济学需要把人类经济活动建立在生态伦理基础之上，从而使它所提倡的生态经济形态具有更多的意义和价值。

生态伦理学和生态经济学具有共同的现实基础，这就是它们都把生态经济形态当成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以难以抑制的环境污染、让人担忧的能源危机、层出不穷的公害事件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生态危机”颠覆了传统经济形态、特别是传统工业经济形态的道德合理性，同时使生态经济形态的崛起成为一种时代需要。生态经济形态超越了农业经济时代的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被动地适应和服从自然环境和工业经济时代的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盲目掠夺和破坏自然环境的经济思想传统和经济实践传统，要求当代人类通过主动、自觉地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经济学具有内在关联。生态伦理学可以为生态经济提供“价值”支持，生态经济学可以为生态经济提供“事实”基础，两者可以共同支撑生态经济理念和生态经济实践。“价值”与“事实”之间的良性互动既有利于生态伦理学的发展，也有利于生态经济学的发展，更有利于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和发展。

当今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将经济、社会和环境变成三个相互连接的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崩溃和瓦解。在这种形势下，试图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道德关系的生态伦理学和倡导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过程中实现和提高经济效率的生态经济学不应该长期处于彼此封闭的状态而“独善其身”。它们必须打破彼此的界限，相互对话，相互论证，相互促进。当生态伦理学所代表的新道德思维和生态经济学所代表的新经济思维相辅相成、互利互惠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当代人类发展生态经济的时代要求不仅能够获得难以辩驳的道德合理性，而且能够获得令人信服的现实基础的时候，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事业或理想就又多了一份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