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人院士”之梦

父亲的影响――育子成才的决心

我的父母解放前都是小学教师。母亲在我读小学四年级时病逝，留下四个孩子由父亲一人抚养教育。父亲含辛茹苦，自强不息，决心育子成才。他断然否定了我初中毕业时想报考中专以尽快解决家庭困难的决定，让我继续读高中，考大学，并且鼓励我考清华，当工程师。在父亲84岁去世后，我写了几篇诗文悼念父亲，其中一首《自度曲》写道：“雪原新墓祭花。悼伟父，亦爸亦妈，不屈不折不拔，育子女，为民为国为家。莽原似海，哀思如浪，洒泪送英侠。秋月与春花，应伴您，西方极乐无涯。”

文学启蒙――高中时的好教材

我1956年入高中，当时的语文教材有一门是“文学”。中国古典诗词歌赋之美深深地感染了我，一些名篇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苏轼的《前赤壁赋》等，使我对文学的兴趣几乎超过了数理化，产生了想当诗人的想法。还是父亲看得远，认为我将来的主业应是理工科，文学只能当作业余爱好，不宜作为主业。于是我从县城中学毕业后考进了清华大学学习理工科。

科技沃土――“水木清华眷念”

在进入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分专业时，我选择了“燃气轮机”专业。该专业的一个独特优良传统就是极端重视物理概念和“物理直觉”，这一点我与老师倪维斗院士有同感。我在《新清华》上发表了《执著・直觉・激情・雄风》，文中写道：“记得叶大均老师给我们上《叶轮机原理》的课时就特别强调物理概念，强调各种因素对事件发展趋势影响的定性分析，使我受益匪浅。在30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物理概念和物理直觉。”清华大学的优良传统和学风不仅为我后来成为院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为我实现“诗人之梦”提供了沃土。

人文底蕴――“荷塘月色醉游”

我真正进入“诗人之梦”则是在清华读书时。当时有三件事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第一，毛泽东诗词的公开发表震撼了我，我反复吟诵那些气势磅礴、艺术感染力极强的诗词，不断体会，收获极大。第二，看了王力先生发表的《诗词格律十讲》后，再对照分析毛泽东诗词，我初步理解了诗词格律。说到格律和声韵，我还是一个自发的“改革派”――从习作开始我就使用现代汉语的声韵而非“平水韵”之类的古声韵，我还认为格律的基本规则不能破，以便保持抑、扬、顿、挫及其变化的音乐之美。第三，寒暑假时我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借阅唐诗、宋词、元曲来欣赏，学习其意境、修辞和音律之美。

执著的事业追求――“破浪东西万里舟”

大学毕业后我先搞了几年危险性气体透平机械的试验研究，1970年被调到“动密封攻关组”工作，从而义无反顾。在许多人看来，“密封圈”或“密封件”是很不起眼的小零件(其实我搞的是部件和成套装置)，但我“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执著地干到底。我在试验室和工业现场都曾遭遇过挫折甚至失败，但都咬着牙坚持下去了。

在科技攻关中我深深体会到：正如搞诗词创作一样，搞发明创造也需要激情、直觉和灵感，二者有许多相通之处。在遇到技术难题时，我的许多解决方案都是在枕边冥思苦想之后“灵机一动”想出的，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做学问的第三种境界：“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诗兴大发――“丹心念念报中华”

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还应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当“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时，我在思想上就开始了独立思考。我在1975年冬季写的一首小令《天净沙・燕山月夜》以隐喻的手法表现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心境：“荒山孤月寒星，疏林衰草残冰，苦旅凄风清影。春机应孕，红桃绿柳黄莺。”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我“抚今追昔，热泪潸然。悲喜交集，思绪万千。辗转低吟，夜不能眠。”遂将诗稿敬献总理灵前。在粉碎“四人帮”后我诗兴大发，写了不少充满时代精神的豪迈风格的诗词。

追求新境界――“暮降关山月，霞生天海阳”

我作诗以写景或抒情为主，努力追求情景交融；诗风有豪迈的，也有婉约的；诗的形式以格律诗为主，也有自山体的，自山体诗则以闻一多先生所说的“新格律诗”为主要形式，运用排比和对偶的修辞手法，努力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在一起。我认为自己的诗在数量上还不够多(现有大约150首)，尚须积累；此外应进一步加强人文修养，使自己的诗在质量方面能进一步提高。我对于传统与现代不存偏见，打算尝试向现代派学习一些有益的东西――如果能熔传统和现代于一炉，那将是一种新的境界。

法国作家福楼拜说过：“越往前进，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在塔底分开，在塔顶会合。”作为一位院士，我准备在科技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作为一名业余诗人，我想写出更多更美的诗作，希望能圆我的“诗人院士”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