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研究老子的

梁涛：二十年前，您在《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通过单音词、复合词的统计来处理庄子《内》、《外篇》的年代问题，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影响。这次您的《老子古今》一书选择了地下出土及历史上流传的五种版本，对《老子》的文本演变做了细致的分析。从中我感觉到了您学术研究的一贯风格。

刘笑敢：我作庄子是在“文革”刚结束以后。研究庄子是以《内篇》为主，还是《外》、《杂篇》为主，还是根本就不要分了？当时我在北大哲学系作论文可以不涉及这个问题，按照传统的意见和多数人的意见，以《内篇》为主进行纯哲学问题讨论就可以了。但是我心里有些不踏实，就是依据哪一部分为主都没有弄清楚，就好像沙滩上盖房子，所以花了很大的精力，在方法上寻找突破。当时我想汉语发展先有单音节词，后有复合词，所以就从这个地方入手，果然发现《内篇》只有道、德、命、精、神五个单音词，《外》、《杂篇》才有道德、精神、性命，而这几个词又是在哲学上比较重要的。我的考证是限定在《庄子》一本书里，恰好《内篇》没有复合词，而《外》、《杂篇》有。而且《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里有复合词，《孟子》以前却没有。因为有这些巧合，我才可以大胆地说，如果《庄子・内篇》和《外》、《杂篇》相比，应该《内篇》早于《外》、《杂篇》。后面再讲义理时，心里就比较踏实。那时我很注意方法问题和理论建构问题。张岱年先生就说：“北大哲学研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重训诂考据，一个是重理论分析。”

梁涛：自“哲学合法性”问题讨论以来，学术界对西方哲学似乎存在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觉得无法并且事实上也不可能离开西方哲学这个“他者”，另一方面又觉得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地套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命题来附会、比附，也就是您说的“反向格义”的问题，这样便需要对中西哲学的关系做出新的理解和思考。

刘笑敢：“格义”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其中一些概念、范畴不好理解，于是中土僧人便以老庄的术语模拟和解释佛教教义，帮助一般人了解佛教的基本内容，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以本土固有的经典解释外来的教义。但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是要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框架来研究分析中国本土的经典和思想，也就是像人们所说的，如果不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语言，自己的传统反而不容易理解了，这与传统的“格义”方向相反，所以我们称之为“反向格义”。我提出“反向格义”的目的主要是唤醒一种自觉意识，就是说我们不能避免用西方的语言、西方的哲学概念、哲学理论来分析、对照中国哲学的思想素材，但是你要有一个自觉的意识，因为这两者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我早年做过庄子和萨特的比较。当时许金声研究马斯洛，他告诉我马斯洛里有道家的理论。但是这二十年我基本没有涉及，最近一两年，我找了一个研究助理，把马斯洛所有提到道家的东西都收集起来，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现在我弄清楚了，他的确在两本书的参考书目里提到《老子》。我的研究助理说，马斯洛没有受多少道家影响，主要受的是基督教的影响，受佛教的影响更深。我说，为什么他受基督教、佛教的影响那么深，最后创造的概念却是道家的：道家式科学，道家式客观性、道家式教授、道家式情人、道家式父母，而不用基督教式的、佛教式的。马斯洛说，他用这个概念是因为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概念。这就清楚了，他这样是说出了道家思想的独特性。他讲的道家式的客观性是对研究对象不加干预的情况下，做观察分析。我觉得这很深刻。它跟老子的自然无为，特别是不干涉，不控制，不操纵这个原则是一致的。这时我觉得马斯洛对老子、对道家的理解比我深刻。他抓住了最实质的东西。马斯洛有一个理论，就是坚信万物都有一个自发地向着健康和繁荣的方向发展的潜力。这一点又跟道家吻合了：“辅万物之自然”。你为什么不干涉、操纵它？是因为它自己有向上发展的能力。

梁涛：看来中西哲学之间的相互吸收、借鉴、融合甚至于获取“灵感”是无法避免，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反对的只能是在中西哲学地位不平等条件下对西方哲学概念、理论的简单比附、套用。比如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被介绍进来后，大家一哄而上，视其为理解诠释活动的不二法门。但您却提出“视域融合”理论也存在着不足，并提出诠释活动中的两种定向：回归历史、文本的定向和面向现实、未来的定向，对“视域融合”理论做一个补充和深化。

刘笑敢：伽达默尔是做诠释现象的哲学研究，本质式研究，这是一种纯哲学的思考。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做法和基本规范。一方面我觉得哲学诠释学开阔了我的思路，让我对诠释过程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另外一方面，我感觉很多人误用了哲学诠释学的理论，把它作为误读、不负责任、随意性的一个辩护词。“视域融合”的说法有其深刻合理之处，从终极的意义来讲，任何对经典的诠释都是诠释者的视域与经典文本之视域的融合。但是如果简单地将“视域融合”的说法套用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研究中，则“视域融合”的说法有明显的不足。这是因为“视域融合”的说法多强调融合而淡化或掩盖了经典诠释中的两种不同取向之间潜在的冲突，忽略了诠释者自觉或不自觉的取向的不同。这就是诠释者以回归历史和文本的可能的“本义”为主要追求、还是以响应现实的需要与思考为主要目标的不同。借用中国传统的“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说法，“视域融合”说从终极意义上强调“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相同之处，但忽略了二者在诠释定向上和最终诠释结果上的不同。迦达默尔的诠释学是存有论的探索，所以他可以只从终极意义上讲所有诠释活动的本质的共性，讲人的存在与理解活动的同一性。我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探索今人对古代经典的诠释活动中的复杂情况，对“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不同就不能视而不见。

梁涛：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从字面上看，可能会被误以为是讲追求真理的方法，但其实伽达默尔讲的是真理vs方法，真理反对方法。他强调的是在终极意义上，文本的意义（significance）是无限开放的，是可以被不断发掘的，所以没有现成的、可以一劳永逸地发现文本意义的方法。但是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特别是做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时候还是需要方法，这个方法我想应该就是传统国学的文字训诂，义理考据等方法。

刘笑敢：这些是需要的，一定不能丢的。同时还可以参照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这些都是可以参照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康德、黑格尔他们进行创造，是认真读了很多前人的经典，然后才提出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是他们的哲学体系不是假借前人的哲学体系的形式提出来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看法，对前人的观点进行直接的发展、讨论、批评、修正。他不必借助解释前人著作的形式来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中国哲学从古到今，思想家往往借助注释前人的著作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我提出的问题是，这种方法在今天是否仍然有效？

梁涛：你认为有效么？

刘笑敢：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讲有效或者无效。我从来没有正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想说一下我的初步想法：我不能说这种方法到今天还应该用，还能用，或者说完全不能用。前不久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了个“《四书集注》与经典诠释”的会，有人就讲这种方法不能用了，谁也不能像朱熹注《四书》似的来创造自己的思想体系了。《四书》本来是朱熹前1500年四本不同的书，但是朱熹把它们注成了一本书，变成了宋明理学的教材，影响很大。为此朱熹花了四十年的工夫。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把古代的几本书编在一起，对它进行注释，变成二十一世纪的一本哲学著作。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太小、太小了。可是我觉得未必完全过时的一点是，如果你要进行思想创造，首先就必须认认真真地研究一部或几部经典，研究的过程中会触发你很多新的思想，你会从中得到很重要的思想资源。从古代到当代，历史上有大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都是对经典下了大工夫的。朱熹不用说了，陆九渊和王阳明他们没有注书。但是他们在《大学》、《孟子》上还是下了很大工夫。牟宗三是古代经典诠释传统在二十世纪的一个最主要的代表。如果牟宗三是一个现代哲学家的话，他可以用诠释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方法来建构二十世纪的新儒学体系，那我就不能说二十一世纪人们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原则上我们现在应该清楚，你要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可以有很多的方法，通过解释古人的思想是一种方法。但是通过解释一两部经典来建构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哲学体系，我觉得困难越来越大――时代的差距，概念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这种做法在理论上不能否定它的可能性，但是从操作上讲，至少困难很大很大。比如西方大的哲学家，他们对古典非常熟悉，包括希腊文、拉丁文他都要梳理，他们都下很大工夫，然后提出自己的哲学体系。所以他们的哲学体系也是通过对传统的、古典的、已有的哲学家的研究之上提出的，只是他们没有借用诠释某一个人的思想或者注释某一个人的著作的形式出现。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一定要借用诠释某一本书，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呢？我觉得不一定。所以我的答案是说，不一定说这个方法不行，或者笼统说这个方法很好，这个我觉得需要深入讨论。

《老子古今》（上下卷）

刘笑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