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国学者，首先应该意识到，不仅“国学”是一个现代概念，以“国学”的名义从事教学、科研和文化宣教活动，也是到清末民国时期才有的历史现象。
中国古代虽有“国学”二字，但意为国家所设立的最高级别的学校兼教育管理部门（如国子监就被称为“国学”）。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学”，乃是清末以来的新名词
早在1905年，中国就已经有了江起鹏著的《国学讲义》一类书开始出版（上海新学会首版，次年再版）。清末，以章太炎、邓实等为代表的国粹派成立“国学保存会”，创《国粹学报》，对新式“国学”概念的传播影响很大。他们在此名义下，将为专制政治服务的所谓“君学”剔除于“国学”的范围，同时把昔日被儒学排斥的诸子学等“异端”部分纳入“国学”正统。进入民国后，“国学”一词的流播更广、更普及，特别是二十世纪20-30年代，不仅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厦门大学、辅仁大学、东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等各类高校，都设有国学研究所、国学研究院或国学系，还有像无锡国学专修馆那样专门致力于传承国学、在当时极为著名的特别教育机构存在。甚至许多中等师范学校乃至中学里，也都开设有国学课程。钱穆那部著名的《国学概论》，就是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和苏州中学的讲稿。尽管反对的声音一直未断，论争也不少，但这种“国学”教研机构及其实践活动却一直存续，“国学”的概念也始终流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概念才一度消失，可是到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重新活跃起来。
“国学”这一概念之所以一直流播，以“国学”的名义建立的研究机构及其实践活动之所以长期存在，绝非偶然。尽管在这一名义下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活动之目的、方式、内容、水准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它却无疑属于现代历史的产物。具体而言，“国学”乃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学术现代化意识这两种现代意识同时觉醒的特殊凝结体，是这两种现代自觉既矛盾、又统一的互动结果。更准确地说，它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占据了其外在的概念形式、而学术现代化意识则渗透到其内容之中的特定历史文化范畴和现象。
实际上，最初提出“国学”问题的人，固然激于一种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但同时他们也是一些对现代学术有所了解、有所比较，并具有对传统学术文化进行反思、加以重新解释能力的人。像章太炎、梁启超等就是典型代表。他们感觉到，中国再怎么追赶时代潮流，也不能在根本上完全“化”掉自我，比如，你如果连本国语言也不会讲，丝毫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只会说英语或其他外语，就算你有中国国籍、有着遗传的黄皮肤，你还能算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包括文化意义在内的）现代中国人吗？所以，在清末，当“新世纪派”的主将吴稚晖主张逐渐废灭汉字，提倡以世界语取而代之，怂恿国人“爱斯不难读”（Esperanto的音译）时，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来自国学大师章太炎等人的强烈谴责。
在清末国粹派那里，现代民族国家意识，那一种民族文化急迫的危机意识和自我认同感显然占了上风，故其最初“保存”自家旧物的念头较强，对国学的现代化研究之追求则相对较弱，姿态不免显得消极。不过，由于其所倡导的“国学”毕竟现身在新的时代环境里，感受到现代科学和其他现代价值观念的气息，因而其有关研究活动的主体，实在有真正开启传统学术现代化转型的端倪之功。在我看来，对于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人文学术的某些基础学科的现代转型来说，像章太炎、王国维那样既真诚执著于国学、又有着现代学术意识与修养的人，其新的国学实践较之那些只知一味单纯地介绍和引进西学的人来说，有时其贡献往往还要更为直接和实在。
虽然，传统学术文化的现代改造或转换的任务，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的国度里，会让人不时感到艰难与沉重，不过，这却并不意味着那些似乎暂时还算不上“现代”、或不太“现代”的传统就都一定应当割舍，正如并非所有外来优秀的东西我们都能够全盘吸收一样。它们毕竟是民族生命的组成部分。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有时它们就像自己的骨肉，我们爱之怜之，并非因为别的，并非因为它比别人的要更为漂亮、更为优秀和出色，而只是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而已。你只能对它加以改造，却无法彻底将其放弃。同清末民国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国人的确应该、也似乎可以有更为深远的眼光（比如从人类生存本来的目的出发考虑问题）、更为从容的心态，更为自信的方式，在尽量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因素的同时，更加自觉地重视研究、传承、发扬和改造自己的传统学术文化。我想，这恐怕也正是当今“国学复兴”的呼声再一次高涨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前提。（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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