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累,它不仅以程式化的经典文献、制度等客体形式存在着,而且广泛地以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
正确引导大学生主动接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其有价值的部分对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都能产生积极影响,也有利于消解市场经济某些经济原则带来的负面效应。
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逆境奋发的精神,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的“吾善养浩然之气”,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交相胜”,王夫之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中国人崇尚天伦,“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浸染,能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仁者爱人”,中国人常常讲究道德,以友善态度看人、待人,这对于社会秩序的优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是积极的。
在对待个人和民族、国家利益上,“与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在义利取向上,“见义忘利,见危授命”、“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对拜金主义、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等思想的侵蚀,其抗击力闪着道德的光辉。在修身方面,《国语》中的“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老子的“自胜者强”,无一不是良言警训。
在咄咄逼人的自由泛滥让责任感处处失守的今天,白居易的“百姓多忧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顾亭林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啻于一记警钟?在见义勇为精神缺失、诚实守信品德失落的时下,“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千金一诺,令我们汗颜。
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对这些消极文化现象,我们惯常的做法是避而不谈、违莫如深。其实,躲是躲不开的,还不如正视它、走近它、反观它,反倒可使之作为反面教材,有催人警省,策人深思之效。我们应在引领学生了解、认识这些消极文化现象的同时,促其克服消极效应、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唯古是法”、“唯古是崇”的认知价值取向、因循保守的心理、“守一”、“忌讳”的惯性会阻碍学生创新意识、进取精神的形成。崇尚中庸的信条又会直接影响学生竞争观念的形成。“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观念、忠孝文化及封建纲常等伦理道德会阻碍学生民主意识、民主作风的形成。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文化,把官僚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阶层,这些必然会导致推崇“人治”,忽略“法治”,排斥民主的后果,这当然会影响现在的许多学生影响人们去对体制、制度作根本的改革,从而很容易使改革流于空话……
新的时代,我们需要建设新的文化和新的人文精神体系,以使人们更趋于高尚,生活有更高的境界,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正如人们常说,必须坚持继承、吸收、创新。
继承是必要的,这主要是传统文化中如前所述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当然我们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词,都是错误的。
在如何继承上面,也即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文明、新文化、新人文精神体系的对接上,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其实早有精辟之论,首先,“我们要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先有继承,然后才能有批判、吸收及吸收后的创新。
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使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具有鲜明的双重性格。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精华与糟粕、积极因素同消极因素并存的两面体。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消极因素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往往浑然一体、相互交织,而且往往从一个方面看是精华,从另一方面看又是糟粕,这种复杂情况就要求我们必须审慎地对待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高校传统文化教育要尽可能地通过系统学习、了解和研究传统文化的方式进行有意识的渗透,以突出其目的性和倾向性,增强其积极影响的效应。
在高校点亮传统文化教育之灯,高扬起人文大纛,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必可一改高校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淡化和滑坡的现实,也必将有利于民族文化的整理、挖掘、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