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是经济理论的创新

赵弘：首先应该肯定的是顾海兵教授所表现出来的学者的责任感和探索精神，但我认为顾教授对总部经济的认识还不够，简单地将“总部经济”等同于“总部基地”。其实“总部经济”现象早已存在，总部经济只是对这一现象的经济学概括和内在规律的揭示，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具体说来，我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区域间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人才、科技、信息等资源的分布极不均衡，中小城市人才瓶颈日益突出，大城市制造业成本迅速攀升，企业迫切需要进行空间组织结构调整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利益最大化。近年来，国内一些大型企业集团总部纷纷向中心城市迁移，如“东方希望”、“春兰”、“杉杉”等将总部迁往上海；“蓝星”、“经纬纺机”、“远大”等将总部迁往北京；“乐百氏”、“健力宝”等将总部迁到广州；“二汽”将总部迁往武汉等等。与此同时，原来位于市区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又不断将生产制造环节外迁，而将总部留在市区，比如，北京的“白菊”集团，等等。

而“总部基地”只是北京丰台区建设的一个商务地产项目,借用了总部经济的概念,。但这并不是说“总部基地”就是“总部经济”。在我国现阶段，除了“总部基地”这一模式之外，总部经济的存在形态更多地表现为大城市中心城区某些特定区域的总部聚集，比如在北京，CBD、金融街、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等区域区位优势明显，已经聚集了众多企业总部，并形成了特色较为鲜明的总部聚集区，是北京总部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区域；再比如上海“陆家嘴”、重庆“解放碑”、青岛“香港路”等，也都是在这些城市中心城区形成的总部聚集区。

记者：据你的研究，总部经济主要的理论精髓是什么？

赵弘：总部经济理论是企业总部与加工制造基地在空间上逐渐实现分离，总部向中心城市聚集，而产业制造基地向制造成本较低的区域集中的规律，并出现专业化和集群化的趋势。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和趋势。

顾教授谈到的“美国一些大企业总部设在小城市”这一现象与总部经济规律并不矛盾。经过我的研究，总部经济的形成至少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条件是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在大城市，企业总部所需的人才、科技、信息等高端资源丰富，但生产制造所需的土地、水、能源等常规资源短缺；而中小城市反之，常规资源丰富，而高端资源缺乏，这种资源禀赋及其成本的差异性是企业将总部和生产制造在空间上分离的内在动力。第二个条件是信息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企业总部和生产制造环节空间分离所产生的管理、沟通成本大大降低，企业才有可能实现总部和生产制造的分离。

在1840年―1930年美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区域间发展虽然也极不平衡，但由于信息化时代尚未到来，没有发达的信息网络技术，企业将总部与生产制造环节进行空间分离的成本较高，因此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聚集的现象并不十分普遍。到了20世纪后半叶，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总部与生产制造环节分离之后的管理成本大为降低，企业有条件将总部与生产基地实现空间分离，但此时美国已经完成了城市化，开始进入“逆城市化”阶段，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生活环境差距缩小，甚至优于大城市，人才也开始从大城市向小城市逆向流动，企业总部可以在中小城市获得发展所需的人才等战略资源，因此没有出现企业总部大规模向大城市聚集的现象；而在这一时期，美国的许多企业从全球来配置优势资源，更多的是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形成总部经济模式，这就是关闭本土工厂，将生产制造环节移向生产成本低、常规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而将企业总部依然留在美国（尽管在美国的中小城市）。从全球视角看，这种现象同样符合总部经济所揭示的规律。

记者：你认为总部经济是经济理论的创新，那么主要创新点在什么地方？

赵弘：总部经济理论关注了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条件下企业和区域发展所出现的一些新经济现象，有效融合了企业组织理论、区域发展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的最新进展，并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深化和延伸。第一次由传统经济理论的以一个企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深化为将企业“总部”与“生产制造”两大功能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对由于信息网络技术充分发展，企业空间组织形态变化而产生的新的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行理论概括和探讨，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理论空白。

其次，总部经济理论基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基础上，是应经济集约化、协调化、有序化发展的要求而出现的一种全新经济理论，尊重不同区域的利益，正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更为务实地为解决区域统筹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