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是我国历史上体现民族友好的重大事件,不仅促成了汉朝与匈奴间较长时期的和平相处,而且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千百年来,围绕昭君出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王昭君名嫱,西汉南郡秭归人,汉元帝时被选入宫。元帝竟宁元年(公
昭君出塞受到后人的钦佩和赞颂。2000多年前的汉代,与王昭君同时期的诗人焦延寿就写诗盛赞和亲之举:“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受福。”(见《四部备要・子部》易林卷十二第四页)。1961年,董必武同志赋诗盛赞昭君和亲之举:“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呼和浩特市物事业管理处编《青冢藏墨选》第1页)昭君出塞,以天下为一家;自愿和亲,使天下为一家。昭君文化现象所揭示的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深层原因之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对昭君文化所代表的民族团结文化的研究,就是要揭示和弘扬昭君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历史意义,充分发挥这一文化现象所蕴涵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功能。
昭君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已经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范畴,包含和融入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昭君文化现象的本质,是人民对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的认可,事业魅力的赞许,追求毅力的肯定。作为和平使者与民族友好的象征,千百年来,昭君深受百姓拥戴。呼和浩特一带有青冢多处被尊为昭君墓,如八拜昭君墓、朱堡昭君墓、南郊昭君墓、达拉特旗昭君墓等等,长年受到群众的祭拜。史学家们说得好:我们不必辨其真伪,只要看到这么多地方的老百姓愿意和她同乡,与她同根、同宗、同亲,就可以看出她在各族人民心中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了。昭君文化所包含的团结合作、追求完美、坚韧不拔、默默奉献、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与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相一致,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历史上,昭君一直牵动着国人的情愫,受到各个时期人们的广泛关注。自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以来,历代有关这一事件的歌咏从未间断,成为中华文学的流行题材和民族友好、团结共处的赞歌,一直萦绕在各族人民的心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昭君问题的学术讨论、昭君题材的文艺创作,甚至以昭君命名的企业和产品不断涌观。昭君被誉为“民族友好使者”,昭君墓被誉为“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昭君品牌被誉为“民族经典”。在“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昭君墓所在地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以及昭君故里所在地湖北省兴山地区,逐渐形成了弘扬昭君文化的热潮。一批有识之士联合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成立了内蒙古昭君文化研究会,开展了广泛的昭君文化交流。
为了弘扬昭君文化,提升城市形象,扩大对外交流,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从1999年起,呼和浩特市开始连续举办旨在“弘扬昭君文化,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的面向世界的“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时至今日,“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弘扬昭君文化”这一重大课题的提出,顺民心,合民意,不仅对挖掘民族文化遗产是一大突破,而且更加确定了王昭君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通过弘扬昭君文化,迅速提高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知名度,扩大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对外影响。昭君文化属于呼和浩特,属于内蒙古,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全人类,因为她所昭示的文化精神符合人类社会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时代主题。
“昭君文化”是个历史命题,涉及较多学科,对昭君文化的理论研究是“昭君文化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的研究既要在对史料逐一考实、纠谬补阙的基础上,重现其历史本来面目,增强其历史资鉴意义和说服力,又要探析“昭君文化”的现实意义,让昭君文化这朵灿烂、悠久的奇葩鲜活起来。
(作者系内蒙古昭君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