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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科学家,我们怀念您

2006-06-2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吕贤如 我有话说

这是杨嘉墀80岁生日时的照片

杨嘉墀,一个普通人很少见到的名字,却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863”计划四位倡导者之一,促进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牵头建议者。

他几乎参与了每一次对国家安全、人民幸福具有巨大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导弹、人造卫星、登月工程。

几乎在航天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会高瞻远瞩地及时提出重大建议……

6月11日12时45分,这位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功勋科学家溘然长逝。

6月17日上午,北京八宝山第一告别厅,杨嘉墀平时最喜爱的乐曲、雄壮的贝多芬第三交响乐《英雄》回旋往复,为这位英雄的科学家送行。鲜红的党旗覆盖在他的身上,鲜花盛开在他的身旁。挽联上写着:德高望重功绩卓著,高瞻远瞩脚踏实地。

关键时刻高瞻远瞩

“杨先生国内外朋友多,消息灵通,世界航天技术发展上,不论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躲不过他的眼睛。”跟随杨嘉墀20年的秘书张学会敬佩地说。自从我国卫星、飞船的研制基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于1968年成立后,杨嘉墀就来到了这里。

1983年,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提出不久,就引起了杨嘉墀的关注。此后,日本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计划,欧共体提出了“信息技术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进一步引起了杨嘉墀的深思。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计划的相继制定登台不是偶然的,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动员国家力量,发展高科技,带动综合国力,占据世界制高点。一种越来越紧迫的危机感攫住了他的心:科学技术已经落后很大一段距离的中国该怎么办?

散步,是杨嘉墀主要的休息方式。对航天事业的眷恋,使他散步时也不能舍弃祖国的航天事业。他在散步,也在思索。

1986年一个春日的晚上,杨嘉墀散步走到王大珩、陈芳允那里,谈出了他的忧虑。此时,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几位科学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英雄所见略同。于是,王大珩执笔、其他三人签名的国家发展高技术计划的倡议很快完成。

右起为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在“863计划”十周年纪念会议上合影。

这份倡议一路绿灯,直呈中央,为国家制定“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作出了重大贡献。

86岁大脑失去知觉之前,这位大科学家依旧思路敏锐、朝气勃发,见微知著、洞察前沿。杨嘉墀紧跟世界科技发展前沿,不断提出很多好建议。张学会说:“杨先生不断产生新想法、新见解。有了新建议,他就随手写成纸条。他提出的重大建议多是在纸条基础上形成的。”

2005年,事隔“863”倡议19年,杨嘉墀在86岁高龄时,又带头提出了关于促进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建议,和五位院士一起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并得到了高度重视。

这是杨嘉墀在失去知觉之前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也许,在失去知觉那一刻,他没有遗憾了,因为最重大的事情,他已经办了。

祖国的需要就是最爱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当杨嘉墀回国前,在美国就已经小有名气。

他用两年研制完成的快速模拟计算机和快速吸收光谱仪,不仅结束了光谱仪手动的历史,还被专家定为“杨氏仪器”,被当做具有纪念意义的产品保存至今。他还被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看中,成为每周在该所工作3天的“生物医学电子学”的创始人。

1956年,祖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向海外留学生发出了召唤。

祖国的号召令杨嘉墀心驰神往,祖国的召唤令他热血沸腾。面对美国的高薪挽留,在夫人徐斐的支持下,杨嘉墀义无反顾地变卖了家中的一切,购买了祖国科技事业发展所需要的仪器:示波器、振荡器、真空管……1956年8月,杨嘉墀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出了名的好说话,接任务从不推三阻四,也不说‘不’。”与杨嘉墀相交50年,也是1956年从美国回国的屠善澄院士说。最令屠善澄钦佩的是,为了国家需要,杨嘉墀几次改行,钻研了多个专业。仅大的转行就有两次:在国外读的是应用物理,回国后却先后长期致力于我国自动化技术和航天技术的研究发展。而且,由于祖国的需要,他不断给自己增添新的任务。不论哪个领域,只要他从事过研究,就都作出了成绩。

50年来,杨嘉墀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是我国一连串新兴学科领域的创建者;在涉足航天之前,已取得一连串的开拓性建树;进入航天领域,重大开创性贡献接连不断,尤其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早期论证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把工作视作最爱的杨嘉墀,直到病倒之前,仍然保持着8点到办公室的习惯。他对工作总是来者不拒,这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担心他会累垮身体。为这个,他们没少和他着急:“您别老答应,会把您累坏的!”话语里透出儿女般的担忧。慈眉善目的杨嘉墀说:“别怕,别怕!”事后工作人员无可奈何地说:“唉,拿这个慈祥的老人真是没办法!”

“没什么,事是大家干的”

熟悉他的人说,杨嘉墀总是由衷地认为,荣誉属于集体,属于群众。因此,他得了奖状、奖杯、奖章等,从不炫耀。面对祝贺、赞誉,他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地连连说:“没什么,没什么。事是大家干的,我赶上了好时候。”

1959年参加各界“群英会”时,他这么说。

1984年获航天部劳动模范称号时,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时,1995年获陈嘉庚信息科学奖时,1999年获何梁何利技术科学奖时,他这么说。

1999年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他还是这么说。

病倒前的2005年2月,他写了《我这五十年》一文,这是他少有的涉及自己的文章,没想到却成为绝笔。他这样写道:“我作为一名参与者,对于当年参加‘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技人员和工人们自强自立、团结协作,为发展我国高科技事业而拼搏的精神,至今难以忘怀。”他在文中满怀深情地呼唤:“我期望我国航天技术将不断占领科技高地,到21世纪中叶,能够与世界空间大国在航天科技领域并驾齐驱,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也许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杨嘉墀获奖后,总是把应得的奖金全部捐赠给有关方面,用于支持科研事业。

如今,他去了,夫人徐斐说要接着完成他的两个遗愿:一个是把他刚出版的文集一一赠送科技界有关部门和人士,让他的科技成果、科技思想成为祖国的财富;一个是用他获得的最后一笔奖金――何梁何利技术科学奖20万元港币建立基金,奖励相关科技领域优秀的青年人才。

愿他的奖金和他的精神一起,激励更多的年轻学子创新创新再创新,为祖国的强盛而奋勇攻关!(本报6月27日科技周刊将刊出一组有关杨嘉墀的纪念文章,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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