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劳动力市场及其运行为分析对象的劳动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劳动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理论背景，使其在理论、实证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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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
一、关于就业与失业问题
就业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的就业形势也比较严峻，城镇失业率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劳动参与率则持续下降，农村劳动力剩余压力加大。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城镇居民就业（主要是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知识失业问题和农民工问题。胡鞍钢等认为，随着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变革，失业问题会日益严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经济增长优先型”向“就业增长优先型”转变。蔡?对此也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充分就业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赖于就业的扩大。考虑到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会产生不同的就业结果），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就业应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优先目标。
针对2004年开始出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出现较大困难这一新情况，学术界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出现了大量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和知识失业（指受过一定教育者的失业）问题的论文。研究认为，大学生失业是世界各国都存在的经济现象，其原因从共性上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高校教育的过快发展导致大学毕业生供给超过需求；大学生期待的保留工资过高；企业或市场对大学生需求的减少；大学生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结构与市场需求不符等。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形成除上述因素外，还与我国体制改革的大环境有关。曾湘泉认为，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主要有四个：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期望存在偏差，高校和求职者的市场反应速度和能力差，户口、就业协议等体制因素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就业服务中介机构欠缺。因此，我国的知识失业主要是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并非是大学生在总量上的供大于求。还有的学者从工作搜寻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认为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使得大学毕业生的保留工资上升，也提高了企业的用人成本，导致其雇用量低于市场均衡时的最优量，增加了大学生的就业难度。
2004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赵晓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总需求上升过快而工资调整相对滞后导致的。周勇民则认为“民工荒”是由于当地一些企业工作环境差、待遇低、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张丽宾认为“民工荒”揭示了我国经济运行机制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应高度重视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型问题，以提高资源供给能力和资源使用质量。蔡?还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进行了分析，试图解释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同时扩大这一悖论。
二、关于收入分配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分配问题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宋晓梧认为，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在一次分配过程中没有形成劳动力市场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的规范的组织行为，从而难以建立真正的集体协商机制，结果便是在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下，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严重失衡；二是二次分配过程中政府长期将养老、医疗等重大社会保障项目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从全社会管理者的角度考虑建立本该覆盖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安全网，致使社会保障待遇在不同人群间差异过大，甚至出现二次分配加大了一次分配差距的逆向调节。因此，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供求主体的组织行为非常重要。同时，以人为本应当首先考虑普通劳动者的权益。金玉国的研究强调垄断对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认为目前应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依靠市场机制和公共政策手段缓解收入不平等，尽快消除阻碍收入流动性的体制性障碍。谢学智则认为，虽然从理论上说分配公平的实现可借助市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但市场天然不具备平衡收入分配的功能，非政府组织也只能发挥辅助作用，收入分配的公平最终还是要依赖政府。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进一步发挥在分配公平上的作用。
由于关于中国地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通常会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因此许多理论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林毅夫等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的确是一种缩小差距的的机制，但他们同时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仍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蔡?指出，可能产生缩小地区差距效果的迁移必须满足若干基本条件，而户籍制度的继续存在使得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以致迁移不能发挥其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
三、关于劳动关系和劳动力市场歧视
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我国的劳动关系日趋复杂，新型劳动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有的研究着重探讨新型劳动关系的多元化特征，有的关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下劳动关系的紧张化，有的强调对现有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还有的学者强调制定和完善劳动法规。如常凯认为，我国目前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基本上还是个别劳动关系的调整，实现由个别劳动关系调整向集体劳动关系调整的转变，是劳动法律调整方式和内容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劳动法健全和完善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特殊主体，除了应该在微观上积极介入劳动关系的处理之外，在宏观上也应通过公权介入的国家干预来保障劳动权，以实现劳动关系的平衡和稳定。因此，现阶段政府在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运行中的作用，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
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也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人们发现，像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存在着就业机会和工资的性别歧视现象。另一种劳动力市场歧视是中国特有的对城市中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工的歧视，如孟昕等的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工资差异的82%是由职业内的工资差异带来的，职业间的工资差异对两者工资差异的影响只有18%。
简评
从总体上来看，与前几年相比，国内学者在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也取得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对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特征及运行机制的分析上，国内学者有一定的先天优势。他们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歧视、劳动力流动、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的分析中不乏独到和深刻的见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其他转轨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的结论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有益补充和印证，如宋晓梧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分析、曾湘泉对知识失业原因的论述、常凯对工会和劳动关系的分析、林毅夫和蔡?等对加强劳动力流动是否可以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的论证等等。从研究方法上说，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不少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借鉴了最先进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如在分析造成不平等和贫困的原因或因素时采用的对各种反映不平等的指标的分解技术。所有这些，都大大推进了劳动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发展。
当然，也还有很多方面和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和深入。比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许多有启发意义的分析和论证以及结论，由于在数据收集和调查研究上的困难，无法进行实证检验，因此还只能说是假说。再比如在劳动力市场歧视分析中，过于拘泥于国外的模型和结论。事实上，国外强调的种族歧视在中国基本不存在，年龄歧视我们与国外也明显不同――发达国家是年青人受到就业歧视，中国就业上的年龄歧视却主要表现为对年龄大的人（35岁以上的劳动者）的歧视。虽然这一歧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及个人收入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但相关的研究和调查却比较缺乏。在已有的实证分析中，一方面，以实证为基础的政策评估比较欠缺，对某一项政策的跟踪性、系列性的连续研究尤为缺乏；另一方面，在各种新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为某些研究存在着重技术轻思想的倾向，模型的使用缺少理论依据和现实针对性，从而降低了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另外，由于数据搜集整理的相对薄弱和统计口径上与国外的差异，使得研究结论有时无法进行国际间的比较。还有，目前国内的研究过于集中于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对其他诸如经济全球化、文化因素等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分析则相对欠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各项条件的改善，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国内的劳动经济学研究会在数据、理论和方法上有更多的创新与突破。(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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