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是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的一个关键时期，因此有关六朝的诸多历史问题，使得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探讨，成绩巨夥。但对于史学发展研究方面，则明显投入精力不足。郝润华教授的《六朝史籍与史学》（
作者通过推究六朝时期思想文化环境发生的变化、受帝王推崇的史官文化、社会对史学的重视、史学家地位的提高、史官制度建立后的弊病、门阀制度的影响、家族学术传承及对名誉的看重、政治上对长治久安的渴望等因素，全面论述了六朝时期史学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作者既认识到六朝史学家身兼文学家和玄学家的多重身份，发现了六朝史学具有的一些玄学和文学特质，也意识到“文学和史学的貌合神离是东晋南朝以后史学发展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汉代以后文学与史学的分离具有明显的标志”，并从内容、语言及史书体例诸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样就使六朝史学的许多现象和特点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东晋南朝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学综文史，既能够修史书又可以从事文学创作。但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史学与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学与史学的分离已是大势所趋，这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作者同时认为六朝文学对史学又有强烈的影响，这首先主要表现在史书语言方面。六朝史书大都带有六朝文风的痕迹，尚华丽而少朴实，讲究排偶工整，追求文采。另个，六朝的正史列传中收入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宋书・鲍照传》收录《河清颂》全文，《何承天传》收录《安边论》全文，《谢灵运传》收录《撰征赋》和《山居赋》全文，篇幅都十分可观。这尽管保存了一些文学史资料，但与史实叙述相比，这部分内容显得有些喧宾夺主。史书后多史论，是《左传》、《汉纪》已有的传统修史方式，在六朝发展到极致，也是六朝史家受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表现，甚至在编年体史书中都出现了大量的史论，其中以干宝《晋纪》、孙盛《晋阳秋》、习凿齿《汉晋阳秋》为代表，史论之多、篇幅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如干宝的《晋武帝革命论》、《晋纪总论》等文章已成为享誉后世的文史名篇。
该书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史学研究重视目录学的精神，重视文献考据，对六朝史籍分门别类，对于每一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人对每一部类史书的发展演变一目了然，建立起对六朝史学整体框架的清晰认识。可以看出，作者不但对现存史籍进行了仔细的阅读，而且搜检敦煌遗书等各种古籍，从文献记载的蛛丝马迹中寻绎出史书流传演变的线索，考证出一些已佚史籍的信息，在资料的占有量上是极其丰富的。可以说，《六朝史籍与史学》一书，博征广引，取舍有度；纵贯古今，自成体系。不但详尽地阐述了六朝史籍的丰富多样、存留散佚、编纂体类、编撰方法、发展概况、创新价值等，而且着力论证六朝史学兴盛原因、社会地位、目的功用、思想理论、发展规律及其与玄学、文学的相互关系等，全面展示了六朝史籍与史学蔚为大观的局面，充分体现了史学与文学、文献学有机结合的写作特色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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