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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家张静庐(1898-1969) |
张静庐出身贫寒，小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即从家乡浙江慈溪龙山镇赴上海谋生当学徒，先是在酒行后转到洋纸行，白天学徒做工，晚上则熬夜苦读，凭借对书的迷恋和对文学的执著，打下了他今后出版人生的坚实基础。张静庐的人生历程，给了我们第一个启示：大凡一个好的出版人，首先必然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因为爱屋而及乌，因为爱读书而事出版，两者之间正有某种天然而又必然的联系，至于学历之高低，倒还在其次。近代出版大家中的陆费逵、王云五、沈知方等人，都和张静庐一样学历不高，自学成才，一生间读书藏书不辍。
张静庐做出版的第一站是在泰东图书局，先做编辑，后主管出版和营业。郭沫若到泰东后不久，大约是1921年10月，张静庐脱离了泰东图书局，到联合通讯社做外勤记者。1925年春，张静庐重返出版界，与沈松泉、卢芳等三人共同合资创办了光华书局。1927年，他与洪雪帆合资创办了现代书局。1929年，他独资创办了上海联合书店。1934年，他又独资创办了上海杂志公司。从1925年到1934年10年不到的时间，先后有4家书局在他的筹划下面世。过去出版界进入门槛较低，办书局书店不难，难得的是张静庐经手的每一家书局，几乎个个都有影响。这就体现了他的出版才干，也显示了他的出版韧性。读张静庐的自传，在跟随他体验出版道路上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的同时，也不难深刻地感受到他对出版事业的一往情深和不甘平庸――“除掉业务上，我现在简直可以说与人无争。我有我的目标，我有我的信念，二十年生活在出版界，弯弯曲曲朝着这目标而前进，千辛万苦为实现这信念而工作。并不因为环境险恶而逃避；也不受生活艰难而动摇”。正是这样一种在兹爱兹的出版情怀，铸就了他不同流俗的出版人生。这是张静庐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张静庐办的诸多书局中，以上海杂志公司的名气最响，影响也最大。作为全国第一家专门贩卖杂志的公司，它的创办，最能说明张静庐富于开拓，敢为人先的胆识与气魄。当初上海杂志公司开办时，经费区区不过20元，居然大获成功，这样一种结局，固然得益于时代因素的赐予，但同时也是张静庐精于经营的结果。考察他经营杂志时“快”、“齐”、“廉”的经营思路，“代订代办代理发行”的业务内容，和“退定改定绝对自由”的服务承诺，其实无不贯穿着一种他利与自利相结合的经营理念。据说，张静庐之精明，在当时出版界是有名有数的。然而他之精，有品、有节、有理，所以也就特别有力、有利、有效。这是张静庐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
张静庐自我期许甚高，他在自传中坦言，他虽无缚鸡的腕力却有举鼎的雄心，甚至公开表白说，在当时上海的同业中，值得他钦仰，让他感到可爱的出版家，寥寥无几。在他这种貌似桀骜的语句背后，其实自有一杆大秤横在心中，秤砣下面，分别站着两排出版人――有一排，张静庐敬称为出版商，可爱，却少；另一排，则只能呼名为书商，市侩，却多。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两排人都同样地做着关于书的生意，都同样地关心着出版后的利润，“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我们――一切的出版商人――都应该从这上面去体会，去领悟。”张静庐之骄傲，是因为二十年里在出版界摸爬滚打的他，信心十足，不惧怕任何人任何有关他出版动机的追问。他敢于高声宣布：“我是个‘出版商’，二十年来生活在这圈子里，姑不论对于文化工作做到如何成绩，对于社会影响达到怎样程度，但是，我是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希望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朋友们对于我有这最低限度的了解！――这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分界线”。张静庐的文化自觉，兼之他的出版才干，使他在文化史和出版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阿英早年曾说，要编纂一部比较详尽的新文化运动史，不应该忘掉张静庐。这样的评价，对于终日为他人作嫁衣的出版人来说，也就是一座无形的丰碑了。这是张静庐给我们的第四个启示，也是最为重要的启示。
如今，斯人早已驾鹤西去，而其一番所作所为之后的所存所留，包括出版物和出版物衍生的影响，包括出版观和出版观统领的精神，已在历史文化的某一记录中定格，也会在现实和未来的某一时空中形成呼应。甚至张静庐1938年写的这本自传也是如此――1984年上海书店曾将其影印出版，2005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将其重印刊行。
《在出版界二十年》的两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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