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9日,是陆定一同志诞辰100周年,此前的5月9日,是他逝世10周年纪念日。10年来,陆老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脑际,他对我的教导和关怀,我终生难忘。
我“识荆”是在1979年2月,那时
1981年,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请陆定一同志撰写回忆录,把他丰富的革命经历用文字保存下来,找我组织一个小班子做起草工作。1983年,我随同陆定老到东北,在吉林市写稿。有一天,他对我说,你调到我这里来吧。当时我奉命办光明日报出版社不久,出版社办得很红火,舍不得丢开这个工作。我对他说,你的文字工作我来做,不要调动了吧!我履行诺言,先后编了《陆定一新闻文选》和《陆定一文集》两本书,又写了一部44万字的《陆定一传》，遗憾的是传记只写了一半他就去世了。这些工作都是在他的关心和教导下进行的,不管成功的或失败的,有时他的几句话,都使我获益不浅。
首先是我们写出回忆录的初稿,他看后不满意,说,你们许多材料是从档案中找来的,有的我并不知道,回忆录要我署名,我不能对每一个字负责。这部回忆录后来没有定稿,起先我觉得白花功夫了,后来想想,陆定老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正确的。
有一次,我撰写《陆定一谈八七会议》,是根据陆定老的谈话和有关资料写成的。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立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是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我撰写的稿子,既有具体细节的描述,也有理论问题的探讨,陆定老看了很满意,用英语说:“Verygood”(“非常好”)。
有时我也会“走麦城”。1983年12月,陆定老对我说,打算写一篇用毛泽东思想整党的文章。他谈了他的想法,叫我去起草。我写了两稿,他都看不上,后来他自己动手了。那时他住在西山的别墅里,文章写好后叫我去看,我一看文章很有新意,根本不是我的水平所能写出的。文章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像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幼年时期和成熟时期。遵义会议是党脱离幼年时期进入成熟时期的历史标志,因为遵义会议是革命战争转败为胜的转折点,是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统治垮台的开始,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开始,是中国共产党不依赖外力独立自主正确解决复杂的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设问题上成熟的历史标志,因为恢复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文章还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是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起来以后,“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革命是无理的”,“造反”是有罪的。“天下大乱”是不容许的。陆定老要我把文章清样送到薄一波同志家里,请他审阅。几天后,清样退到光明日报社,还有一封薄老给胡耀邦的信,大意说:陆定一同志的文章写得很新颖别致,你看能不能发表。胡耀邦同志批示,可以发表,结果是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在12月24日同时发表了。这篇文章,没有高度的理论修养是写不出来的。
又有一次,我在写文章时,遇到“二十八个半”的问题。所谓“二十八个半”,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党组织支部局被王明一派所控制,受到中山大学大部分学生的反对,站在王明一边的,共有29个人,其中一个很年轻,跟着起哄的,算半个。他们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些人当然没有什么光彩,但现在有人还健在,而且身居高位。这件事能不能写呢?我有点犹豫。陆定老对我说:“我说能写,应该写,这是历史事实,不能回避。‘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春秋时晋国史臣董狐,当晋卿赵盾避难出走致使晋灵公被杀时,董狐认为责在赵盾,写了‘赵盾杀其君’;后来赵盾扶晋成公即位,继续执政,做了好事,董狐又写:‘赵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董狐秉笔直书,古称良史。写党史,写回忆录,应当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后来有的叛变,有的成为烈士,有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要实事求是写清楚。历史不应篡改。”这一席话启发了我怎样对待这样的事情。
陆定老是老一辈革命家,却把我这样的小干部当朋友看待。我们可以海阔天空,无话不谈。他甚至到我工作单位来看我。有一次,他到太平街去看他年幼时住过的地方,路过光明日报社,他对秘书说,去看看陈清泉,不巧我有事外出没有见到,这样的事前后有过三次,非常遗憾!
最使我感动的是,1989年7月,我的妻子猝然去世,我受到突然的打击,简直没法工作了。我退休回福建泉州老家休养,当时心情很不好,我没去向陆定老辞行。后来他知道这件事,写信到泉州安慰我:
清泉同志:
听瑞君说,你已离京回闽。
你受的打击,我都知道,非常希望闽山闽水,能使你赏心悦目,把一切烦愁,消去一半。所幸者,我国的形势很好。东欧之灾,不致落到我们头上。
我现在已不能写字。由于精神不继,不能集中考虑问题。年事已高不知何时会出现什么。
希望得到你的信,知道你休养的情况。还希望我不久能同你谈一次话。
专颂
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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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 1990年1月13日 |
信虽简短,对我的关爱洋溢字里行间,我立即回信，报告我的情况。陆定老的信被我视为至宝,已保存16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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