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在其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研究历史根本目的之一，是‘鉴於往事，有资于治道’，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研究历史大事。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
该体例史书自南宋袁枢沿习《资治通鉴》笔法而撰写出《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纪事本末体，以后宋辽夏金元明清各代，都修有“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史书克服了编年体和纪传体“首尾难稽”的缺点，能做到“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这在史书体裁上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近日，由南开大学教授、明史学会会长南炳文先生和南开大学教授白新良先生主编的10卷本《清史纪事本末》，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用纪事本末体编写清代史书尚不多见，此前只有前面曾提到的民初黄氏80卷40万言本《清史纪事本末》一种。此书有一定的价值，但所记起于努尔哈赤建国，止于宣统退位，总共提出的事件才80个，内容过少。而其资料主要依据蒋良骐的《东华录》、一些私家记载及耳闻目睹所及，对于清代各朝的“实录”、宣统时期的“政纪”以及清代国史馆编写的诸臣列传，均未采取，至于清朝留下的大量档案，更是未能利用，显然是其不足。
此次撰写的《清史纪事本末》全书共记事约500件。记事范围上起清太祖，下迄宣统帝。其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力求全方位地扼要反映有清一代的历史面貌，特别注意记载那些有时代特点、包含有重大经验教训的事件。取材根据为清代各朝实录以及清末以来学术界已发现利用过的各种史书、档案及其他文献等。在编写中，作者们坚持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力求事实准确，旗帜鲜明，凡遇学术界有不同意见的问题，则按照编者认为最可信的意见进行编写，而对不同的说法也根据需要，加以适当的介绍，以存异说。为了便于读者把握要点，每件记事的末尾，都写有三五百字的评论。
有清一代是中国版图的奠定时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大发展时期，是封建的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向内外压迫者坚决斗争的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总结时期，是中外思想文化空前规模地大碰撞、大交流的时期……其中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有鼓舞人心的光辉业绩，也有促人猛醒的历史耻辱。不断重温有清一代的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属必要。更应指出的是，清朝距今时间甚近，这使这种必要性更为增大。著名学者、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认为：“清史，离我们今天很近……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如果要了解其究竟，追溯其来历，都离不开清史。”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为前代修史的传统。纵观《清史纪事本末》一书，在观点上，作者们凡遇学术界有不同意见的问题，则按照作者认为最可信的意见进行编写，而对有不同说法的人或事，也根据需要加以适当介绍，以存异说，力求事实准确；在内容上坚持学术性与评述性的统一，严谨处理相关史料资料，做到史有所出，论有所据，又努力照顾现代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研究兴趣；在体例上，既坚持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又有所创新：从纵向方面，系统表述大清一代自开国到清末的宏观场面，又从每一篇的横向方面，尽可能综合地表述历史，给人以系统感、整体感。
近代学术大师钱穆先生曾言：“纪事本末虽是一种新创之体，而在中国历史里，还没有这一体的好书。”《清史纪事本末》，或可弥补钱穆先生的遗憾。
《清史纪事本末》
南炳文白新良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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