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书画艺术的流派特征，作为一种“事实存在”，很早就为人们所认同，称之为“吴门书派”和“吴门画派”。但对它们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成果一直不太理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如果说“吴门画派”研究还有屈指可数的重一事之成是需要相关条件作支撑的。《论吴门书派》之所以能写成，我想，至少取决于如下三大条件：
首先是环境优势。过去在思考书法研究方法论问题时，笔者曾以为，搞书法史研究的最佳环境，当在博物馆与高等院校。而本书作者恰好拥有这种特殊的环境优势。他早年在苏州书画社（后改称“古吴轩”）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调苏州博物馆，十多年后，又进入苏州教育学院担任书法教授。他在该书“后记”中告诉我们，正是到苏州博物馆之后，才着手收集有关吴门书派研究资料的。苏州博物馆以收藏苏州籍的古代艺术家作品为主，它是吴门书派研究者必须浸淫其中、反复爬梳的资料库，但如果身居异地、远离该馆，谁又能做得到呢？
其次是使命意识。作者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意识，正如他在本书“绪论”中所说：“在中国书坛，‘现代书法’呈方兴未艾之势，‘中国书法要走向世界’、‘反传统’一时成为书坛时尚。在这种背景下，即使一向比较重视传统文化的苏州，在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吴中书法特别是曾经辉煌数朝的‘吴门书派’竟一直处于被忽略或者说被无视的境地。我当时立志研究吴地书法与‘吴门书派’的初衷，即想改变这种状况，将吴门书坛的优秀传统展示给今人，希望对吾辈及后人有所借鉴。”使命意识既立，鸿桢先生便利用工作之便，一边倾心资料寻觅，一边从一个又一个小专题钻研起来，经过二十余年的“厚积”，终于在今年推出“薄发”之硕果。
最后一个条件最为重要，这就是相关的学术积累。“吴门书派”作为一个研究课题，看似很小，其实容量极大，至少在鸿桢先生看来，它必须“追溯吴门书派的历史渊源”、“以尽可能广泛收集的可靠作品为依据，借鉴历史文化文献和当代相关研究成果，剖析‘吴门书派’的远祖、始祖、先导者及重要成员的相互关系与书艺成就”和“探究‘吴门书派’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枢纽作用”等。这么多的问题要探究，且要做得扎实、有深度，没有相关的学术积累是很难想象的。鸿桢先生由于二十年前就立志写部“吴门书派”研究专著，一个个“点”上的攻关也从那时起有序展开。上世纪80年代，他先后发表了《吴门书踪》系列稿、《祝允明的书艺书论及其美学思想》、《功・性・神采――祝枝山论书一题》、《吴门书派――明代书坛的中流砥柱》，出版了《祝允明》一书；90年代，发表了《论沈周行书〈赤壁赋〉卷的真伪及其书风演变期的界定》，主编了《中国书法全集・祝允明卷》；近几年来又发表了《文征明――古代书法导师的典范》，主编了《中国书法全集――文征明卷》，出版了《吴中才子――文征明的生平及其艺术》，等等。在这些“点”上攻关的基础上，来撰写专著《论吴门书派》，其深度、广度是那些仓促介入同样课题的研究者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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