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是“礼仪之邦”,传统的“礼乐文化”在今天是否还能起到完善人格的作用?古代的礼仪在今天还能有什么价值?清华大学彭林教授的《礼乐人生:成就你的君子风范》(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一书对于这些有关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彭先生说:“民族文化是回答‘我是谁’的问题的,民族文化的失落意味着我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是“礼”,为此,彭先生多次提到他完全赞同钱穆先生“中国文化的特质是‘礼’,……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的说法。
在学术史上,学者们往往以内外来理解“仁”、“礼”,并以孟子讲“仁”,荀子讲“礼”,而贬低荀学,高扬孟学,结果往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内在超越”或“外在超越”的人性原则或其他原理,否定“礼”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从而在实践上产生种种怪象:“中华民族园”中竟然无法展示汉族的民族形象,青年一代纷纷过洋节,而具有丰富民族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却逐渐淡化……
彭先生说:“民族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在中华文明中,道德价值观的培养主要是经由对情感的“礼乐教化”,而非理性的认知训练,这一点应是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方面。这也是断言中华文化的核心是“礼”的一个重要原因。彭先生认为“礼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制定的。但礼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为目标的”,“乐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情感之声”,“要选择对大众身心健康有益的、对社会有益的、对人有道德教化作用的歌曲”。
如果看不到情感在个人成长和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应地也便会忽视“礼乐教化”在顺应和规范人的情感上的作用。而经由礼乐以教化人使其成为君子,这就是礼乐文化的“人文精神”。二
彭先生花了很大的精力为“礼乐文化”正名,为此他极力彰显“礼乐文化”的人文精神,他认为礼乐文化从产生之日起就浸透了“人道”的精神。
礼乐文化区分了“人道”和“鬼道”。中华礼仪之邦是从周公开始的,周公制礼作乐是为了保证建立一个“道德之团体”的目标的实现,因此说:“周公制礼作乐,使得我们中国实现了由鬼道向人道的伟大飞跃。”也因如此,我国在西周就已经进入了“人本主义”的时代。
礼乐文化区分了人和动物。动物也有一定的情感表达,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几希”的东西是什么呢?彭先生引《礼记・冠义》中的“凡人之所以为人,礼义也”作了回答。
“礼”又是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准。韩愈在《原道》里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就不是以血统而是以礼乐来判别文化的先进与落后。
礼乐文化的人文特色,还体现在礼乐的教化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取,而更是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这一点对于现代教育尤其具有针对性。彭先生认为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具有完善的人格的专业人才,“它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是学生的精神层面,包括人格修养、精神境界、文化自觉、社会责任等等;二是学生的专业技能,是学生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手段。”三
在礼乐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边缘化”。
一是朝仪日重。在中国古代,随着君主集权及国家控制的加强,朝廷礼仪得到高度完善,在整个社会礼制中的地位愈显重要,以至于后人一说到“礼”,就会想到三跪九叩,口称“奴才”、“奴才不敢”的场景。
二是形式日重。彭先生很机智地从“二十四史”的《礼乐志》中看出了古代“礼”的形式化的趋势,他说:“《礼》整个地趋向形式化了,而且这些形式是服从于皇权和特权等级的,已经异化了,和孔子所讲的‘礼乐教化‘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同时也说明先秦儒家的礼乐思想已经被边缘化了。”
三是传统的“礼乐文化”在今天已退出民众生活的中心空间。这是近代以来东西文化碰撞中的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既包括新文化运动时期吴虞、胡适等人对礼教的有意的激进批判,同时也是西方文化挟其物质文明之强势劲风偃草的结果。
彭先生认为这三种“边缘化”状态都需要纠正。
首先,他提出重建传统礼仪,“一是要从普及中小学礼仪教育入手,二是礼仪教育要进社区。”“只要儿童这个层面抓实了,社会风气的转换将来就有希望。”“社区的礼仪教育做好了,礼仪教育才能进家庭,才能形成必要的氛围,才能形成社会共识。”为此,还要开展诸如编制现代版的统一的传统礼仪教科书等工作。
其次,“礼的传授,一定要把人文精神作为重心”,其中关键又有两点:“第一,‘德’是礼的灵魂。”“第二,‘敬’是礼的核心。”彭先生特别重视践行礼仪时的德性要求,反对徒具形式的礼,他多处引用《礼记》的“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彭先生这几年来为礼乐文化“正名”,正是要唤醒国人的文化自觉,将已过度“边缘化”的中华人文传统再请回到社会生活中来,为我们从小到乘车让座、上课起立,大到全民公祭民族始祖、在“人文奥运”中展示中华民族崛起的“软”实力,为君子风范寻找根据!
彭先生的学术由经学入,他的策略是将高难的礼学研究转化后推向大众,走的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路子,相信以他的学术功力、社会担待感以及孜孜不倦的毅力，其藉礼乐文化成就君子、造就新国民的理想一定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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