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建川博物馆中流砥柱馆内展出的八路军雕塑。新华社记者陈凯摄
7月7日，是“七七事变”爆发69周年纪念日。69年前的那一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峰会”是从参观建川抗战系列博物馆开始的，此后，“特色”、“投入”、“交流”和“生存”便成了馆长们谈论最多的几个“关键词”。
关键词之一：特色
参加“峰会”的抗战博物馆馆长们，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到建川抗战系列博物馆。这个抗战系列博物馆由5个馆组成，分别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斗争、正面战场上的22次会战、川军抗日、美军援华抗战和中国抗战被俘军人的命运为内容。其中，数十米高书写着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铜柱、站在巨大中国地图上的202位抗战英雄的雕塑、“老兵力量”广场上近2000位抗战老兵鲜红的掌印、“抗俘”馆狭长过道的两侧墙壁上中国战俘一张张表情凝重的照片……所有这些都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最大的特点是对展示内容富有创意的精心设计。这令这一系列抗战博物馆都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一位馆长的话道出了很多人参观时的感受。拥有上百万件藏品的建川抗战系列博物馆,是目前国内资金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民间博物馆。但它并不给人以“量多为胜”的感觉，这引起了很多馆长的思考。
“这里每个馆都有自己的个性，设计者把抗战史实、文物同艺术化的表现方式、文学化的抒情表述结合起来，让观众在感动中受到更大的教育。”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刘加量说。“国内有些抗战博物馆，在建筑设计、展览安排，甚至展柜陈列等方面都沿用固定的模式，容易给人以雷同之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王新华说，“目前，全国以抗战为题材的博物馆大约有150个。同时，还有一些地方计划筹建抗战纪念馆。我想，各有侧重、突出特色，才能更好地发挥宣传教育的功能。”
关键词之二：投入
“有5万件藏品，就算得上是一个中型博物馆了，而这里有上百万件藏品。”和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井晓光一样，所有馆长都对建川抗战系列博物馆的藏品之多羡慕不已。
建川抗战系列博物馆的主人樊建川自幼酷爱收藏，当过兵、做过政府官员的他如今不仅把主要精力，更是把多年“下海”经商所得大量投入博物馆的事业中。建川抗战系列博物馆每年用于文物采购的经费在2000万元左右。在日本的文物商店，他们可以一次将成百上千张日军侵华军用地图悉数买下；面对有价值的文物，再高的价钱也能咬牙购回。据说，在建川抗战系列博物馆建设之初资金出现缺口时，樊建川甚至卖掉了新建的总公司办公大楼以解“燃眉之急”。
相形之下，很多博物馆在文物购置经费上则显得不甚宽裕。比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每年的文物购置经费只有5万元。“不仅要依靠国家拨款，抗战博物馆还应该‘开门办馆’，依靠社会的力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在国外，社会捐助也是博物馆获得资金的重要来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一家国内企业向我们提供过捐赠”。
文物收集是馆藏讲解、开办展览、历史研究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战文物收集工作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对此，抗战博物馆的馆长们不由得多了一层忧虑。
关键词之三：交流
“对于抗战博物馆而言，抗战史的研究需要加强，没有好的研究，就没有好的展览。”樊建川对朱成山馆长的这番话深有感触。他坦言，建川抗战系列博物馆存在几大不足：他本人是从收藏爱好者转为博物馆建设者的，缺乏办馆经验；馆内工作人员除了当地农民外，只有少数近年新招收的大学生，缺乏人才；由于民营博物馆的性质，缺乏必要的业务指导。
在建川抗战系列博物馆的建设中，樊建川多次得到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何理将军的支持和指点，他感觉从中受益匪浅。由此，他更渴望加强同其他抗战博物馆的交流，从而提升自己的办馆水平。
这与其他馆长的想法不谋而合。“很多抗战博物馆长期生存在封闭的状态中，突破行政隶属，建立联合馆藏目录、网站，才能使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的抗战博物馆形成宣传合力。”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沈建中说。
“馆际交流还可以使藏品‘活’起来，无论是调拨还是收购其他馆重复的藏品，哪怕是借展，都将丰富自己馆的馆藏。”朱成山说。
几乎是一拍即合，8家抗战博物馆馆长同意，在各自馆内为其他馆各设立一个宣传专柜；加强馆刊、音像资料、论文和工作动态的交换，携手开展学术交流；推动藏品的馆际流通与捐赠，为他馆复制珍贵文物提供便利；筹备在馆际间的文物巡回展……在“峰会”上，馆长们可谓收获颇丰，同时，他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抗战博物馆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
关键词之四：生存
“不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抗战博物馆都面临着生存的挑战。”这是馆长们的共识。只是，大家对“生存”一词的理解略有不同。对樊建川而言，“生存”是为他的抗战博物馆寻找“造血”机制，弥补博物馆运行中巨大的经济开销；对国有博物馆来说，如何赢得更多观众，是他们立馆的意义所在。
其实，在参观过程中，很多人都对建川抗战系列博物馆能否持续如此高的投入感到担心。且不算巨额的采购经费，如今，每个月这5个展馆仅运行支出就需要数十万元。
“我公司的员工都愿意到博物馆这个项目来。为什么？因为这是唯一一个‘赔钱’的项目，没有经济压力嘛！”樊建川半开玩笑地说。话虽如此，他也一直在盘算这个问题。他坚持用“聚落”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博物馆群，因为，除了抗战博物馆，他还在筹划建立民俗系列博物馆。“未来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就像一个博物馆‘超市’，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参观。同时，我们还将提供各种旅游、餐饮、住宿、娱乐设施。”目前，安仁古街、老公馆等旅游项目已经有了初步进展。显然，樊建川希望通过博物馆与旅游业的联动，为博物馆支撑起经济保障。
樊建川的思路给其他馆长带来了不少的启示。尽管在去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带动下，各抗战博物馆的参观人数都取得了历史新高，但馆长们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他们把目光放在了平日的参观流量上。目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日接待观众约2000人，但每年入冬至来年3月，参观人数会锐减至每月几百人。“从北京市内到卢沟桥，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王新华馆长在算一笔账，“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参观展览只需要40分钟。然后观众还要再花一个小时返回市内。我想，如果能把参观我们的展览同‘红色旅游’结合在一起，观众会觉得更加丰富一些，博物馆也会更有活力。”然而，抗战纪念博物馆同其他博物馆相比，还有着特殊的意义，简单的“嫁接”或许并不能收到预想中的效果。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馆长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69年前的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今天，矗立于华夏大地上的抗战博物馆、纪念馆，如同一双双警醒的眼睛，提醒我们珍视和平、勿忘国耻。而擦亮这些眼睛，需要每个中华儿女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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