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家为了恢复文学批评的自觉，使其能对与之同行的文学创作相匹配，重建文学批评话语的空间，大量引进西方的各种人文主义批评，如语义学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等，产生了1986年前的宏观、整体、综合式的所谓主体性批评和1986年后的各式各色的类似于西方的“语言学转向”
某些印象式批评，即所谓的“酷评”，在打破学术化文评的板结、活跃争鸣的空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文学批评家对此很看好。但是，我们不能把“酷评”处理成媚俗批评，一定要把握好“酷评”的分寸。鲁迅当年就发出过这样的告诫：“批评家的失了威力，由于‘乱’”，“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对这些“批评家”，鲁迅干脆称之为“胡评家”。
当前的文艺批评，也被一些人当作社会批评、文化批评和思想批评。
同时，文学批评面临“学术化”批评、媒体批评等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清理出文学批评自己的领地。首先，要对当前文学批评中的科学主义进行检讨。要让文艺批评中的基本问题像科学一样准确精密，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文学批评既非自然科学那样因果定量分析，又是对庸俗实证主义的反动，尽管它也是以知性分析为主导特征去提示作品的客观价值。其次，要理清当前一些文学批评中表现出来的纯经验主义倾向。因为它导致“唯事主义”批评和主观主义批评，前者是纯经验描述主义，后者是唯逻辑规范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特殊的科学活动。比起一般科学动重视逻辑推理来，文学批评活动更重视形象思维，情感体验、个人直觉，其科学性主要通过对作品不偏不倚的、无私见的理性剖析体现出来，而文学批评的个性则主要从批评的立场、方法、策略、表述等方面表现出来。
有人认为，当前文学批评不是承担少了而是承担多了。如果说，文学批评承担的真的太多、不堪重负的话，也是那些“伪批评”带来的，不能把这笔帐记在严肃认真的批评头上。当然，更多的人在抱怨文学批评的缺席、失语、低迷，不是人们看不到文学批评业已取得的成绩，而是体现了人们对于重塑文学批评形象、重创文学批评辉煌的迫切希望和要求。
批评家应该坚持“二为”方针，重新思考文学批评的功能、尺度和方法等问题。首先，是文学批评的真实性问题。这就要求批评家“是一个无倾向、无偏爱、无私见的分析者”（莫泊桑语），也就是要求批评家“首先做一个有德性的人”（狄德罗语），还要求批评家具有相应的理论知识和政治洞见。其次，是文学批评的“美感享受”问题。正如郭沫若当年对佩特表示出的赞美那样，“他关于文艺批评的持论，是最注重感觉的要素而轻视智识的要素。他做人注重智识的蓄积，做批评注重感觉的享乐。增进感受性的容量，这是批评家自修的职务。满足感受性的程度，这是批评的尺度。依所赋予的快乐分量之多寡以定作品之价值，这是批评时的尺度”。对此,某些批评家进行了错误的理解，把这里所说的“美感享受”想象成率性而为。因而，当今再难以见到像茅盾前期那样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文学批评，郭沫若前期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批评，梁实秋那样的新人文主义的文学批评和李健吾那样的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等。
我们要从批评的自省开始。我非常赞同资华筠在《反思文艺批评之七戒》里所列的七种时评歪风：“腻”、“套”、“泛”、“涩”、“讳”、“花”、“霸”；并指出它们的病根在于“伪”、“媚”、“违”。这实质上涉及批评家的品质问题。批评家应该具有宽广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具有超越批评对象的能力，并从文本、现象出发，在阅读中顿悟，在顿悟中言说。同时，还要充分尊重批评对象，在探讨的氛围中，共同寻找规律性的东西，并最终将思想的力量转化成艺术的力量。批评家的品质直接影响批评品位的高低。艺术分品位，艺术批评当然也有位格。它可以划分出哲学的、文化的、审美的、历史意味的不同层次。
由于当代知识生产方式的集约化，一些文学批评走向自我封闭情况的日趋严重，使我们有必要要在学术制度建设中重建文学批评的秩序，充分考虑到批评家身份的转换、乃至身份与自身的分离，以及批评对象的变更。与此相关的是，也要坚持文学批评内在机制的建设。这已经不再是什么具体方法、细节的问题，而是关涉批评家采取何种态度、具备怎样的精神素质的问题了。
除此以外，要重提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立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之所以在海内外为人津津乐道，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引人注目的“摆脱不了的中国情”，即中国现代作家的道义责任。主动地接受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殖民化”，并始终将它们作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现象的知识筹码和精神资源，是一种严重的错位和倾斜。为了重铸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性格”、“民族性格”，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更新思想观念，调整知识结构、高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代精神，逐步打造出我们当代中华民族文学批评的品牌，不断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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