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时代脉搏 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

先进性的体现和经验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

在建党85周年之际举行三大会址和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保护工程竣工暨纪念馆落成典礼，同时召开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具有特殊的意义。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研究党的85年历史提供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视角。三大，在党的85年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次会议的决策及其作用、影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走在时代和民族前列的先进性，也为我们党不断加强自己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研究三大，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使我们党不仅过去先进，现在先进，而且能够永远先进。

先进性，首先在于能够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科学制定自己的目标和任务。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之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就是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党的三大，在二大区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基础上，进一步举起国民革命的旗帜，抓住了反帝反封建这个最重要的革命任务，表明了我们党是能够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先进政党。

先进性，需要能够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三大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作出了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不仅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推动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兴起，而且三大确立的统一战线方针，在后来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先进性，还需要能够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三大期间，党内围绕最紧迫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各种不同的意见互相交流，切磋碰撞，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成为党的统一决定。党内民主在三大期间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体现，为我们后来如何建设党内民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要重视对党代会的研究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我们党开过16次党代会，包括民主革命时期的7次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9次。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党代会的研究比较薄弱。党代会研究大有可为、大有价值，这是由党代会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的。党代会具有四大功能：一是分析党所面临的形势，对党应对局势的大政方针进行决策；二是选举党的领导机构；三是修改党的章程；四是对党的决策及其贯彻情况，对党的领导机构及其人员进行监督。党代会制度是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融于一体的好制度。

党代会制度这一性质和特点，对于党史研究特别有意义。第一，通过党代会研究可以深化对党的决策背景和决策内涵、决策影响的研究；第二，通过党代会研究可以了解党内在决策中发生的争论的内容、实质及其影响，深化对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第三，通过党代会研究可以探讨党的建设的进程、党内矛盾处理的做法和经验、党的领导体制的特点等，从而深化党的建设史和整个党史的研究。简而言之，党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重大进展往往都发生在党代会上，党代会往往成为党的历史长河中一个个急流翻腾的高潮，成为党的历史画卷中一个个夺目的亮点。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党代会研究，重点不是“论”的研究，即不是党代会这种民主制度的理论研究，而是“史”的研究，即党史中的党代会研究，或者说是党代会史研究中的党代会研究。这样的研究，至少包括六个方面内容：一是背景研究，即党代会召开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党内状况及其面临的问题研究；二是文献研究，即党代会通过的决定或决议的收集和研究；三是过程研究，即党代会的议程、开法及其特点研究；四是事件研究，即党代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重大决策和重大争论及其来龙去脉研究；五是人物研究，既包括党代会议程人物研究，又包括党代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相关人物的研究；六是影响研究或意义研究，包括比较研究。

三大的历史意义

国防大学教授肖?

三大的历史功绩之一，是确定国民革命运动为党的中心工作。这是一个战略转变，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是工作重心的变化。二大时，党的工作重心是进行反封建军阀的工农民主革命。当时，全国“反对军阀”的呼声远远大于“反对帝国主义”。从1923年1月起，党开始放弃“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口号，改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提反对封建军阀，坚持“党外联合”；后者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党内合作”。这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第一次转变。

二是中心任务的变化。党成立以来把自身建设和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三大以后，党的中心工作是实行国民革命，党采取一系列实际步骤，帮助国民党改组并促成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共三大的工作重心转变，就没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也就没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由于这种战略转变，使我们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所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分期，是以中共三大为界的。

顾全革命大局的重大决策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弘君

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中共三大上正式决定接受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从革命大局出发，甘愿冒着可能给我们党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而作出的历史性重大决定。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初创时起，就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政党。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根据这一决议，中国共产党于6月在广州召开三大。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但仍保存我们党的组织，扩大我们党的组织。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伟大的胸襟。

三大通过的决议及一系列文件，说明中国共产党是顾全革命大局、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为中国人民谋解放，不谋私利的政党。三大后，全党认真贯彻执行，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大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后来确实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不利因素，但我们党仍然以革命大局为重，坚持维护国共合作，坚持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

三大的战略策略思想

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振位

三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主要有四点：第一，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的思想；第二，通过国民革命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第三，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第四，确定了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方针。

三大在战略任务中特别强调国民革命的问题。其内容主要包括：一、革命性质。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大众的革命。二、革命对象。主要是打倒封建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这是由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三、革命动力。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三大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四、革命前途。三大提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必不当以‘国民革命’自限”，而必须取得政权，进而“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阶级的共产社会。”

三大提出的“国民革命”与一大提出的“社会革命”、二大提出的“民族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有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国民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级阶段。

党早期对革命任务认识的转变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黄黎

从党的一大把工人运动作为党的工作中心到党的二大开始认清国情提出反帝反封建纲领，再到党的三大确定以国民革命为工作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提出以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把国民革命作为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最初阶段的中心工作。这是我们党成立后工作中心的第一次革命任务认识上的大转变。

中共三大决议指出：“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基于这种认识，党的三大明确提出应以国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中心工作，并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任务联系在一起。从此，这个口号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决议和各项文件，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被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从一大到三大，经过反复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完成了对革命任务在认识上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心转变之后，为了实现国民革命，制定了有关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方针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共同奋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高潮，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为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三大对广东革命斗争的影响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李淼翔

党的三大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端，也使广东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对广东革命斗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大召开前，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将中央局机关迁到广州，并为即将举行的中共三大展开筹备工作。广州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广东区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三大会议的具体筹备和会务工作。

三大召开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广东革命运动的领导，陆续调派瞿秋白、林伯渠、毛泽东、邓中夏、罗亦农、张太雷、恽代英、李富春、蔡畅、邓颖超等到广东工作，并先后任命周恩来、陈延年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书记）。中共中央还于1925年冬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广州分会，谭平山为主任。在此期间，全省各地相继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广东党的组织由三大前仅广州一隅迅速向全省扩展，同时还派出党员到福建、广西、云南和南洋等地开展建党活动，为南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使中共党员人数迅速增加。1925年6月，广东有400名党员，10月，全省党员增至928人。1926年4月发展到3700人（占全党党员总数的33.2%）,6月增至4558人，9月又增至5039人。中共广东区委是当时全国辖区最大、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和北伐战争中，广东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为将大革命从广东推向全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次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颖

1924年至1927年，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国。人们通常将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引发和推动这场运动的主导因素。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对于由共产国际提出的国共合作方针的态度，经历了坚决反对、有条件接受和在中共三大上正式通过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三大的“筹备工作主要由第三国际代表和二届中央委员会主持”。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1923年1月12日决议精神，陈独秀为中共三大起草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在会上以5票的优势通过，这反映了党内对这一决议的真实态度。参加三大会议的徐梅坤同志回忆说：“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

三大最终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至此，陈独秀最终同意以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也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这样，国共两党就能够在孙中山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

三大对党的组织建设的贡献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刘宋斌

中共三大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三大第一次修订党的章程,由原来的六章二十九条改为六章三十条,使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严格了党员入党手续。三大党章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第二,调整和增加了各级组织成立的人数。三大党章将原来“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的规定,改为“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组”;将“二大”党章规定“一地方有两个支部以上,可成立地方党委员会”,改为“一地方有十人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可以成立“地方委员会”;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由原来的五人和三人改为九人和五人。第三,修改了会议召开的时间。三大党章规定,各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组长召集之。各地方每月至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各区每三月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该区全体党员代表会议一次,每五人有一票表决权。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四月开全体委员会一次。第四,对党费交纳的规定进行修订。三大党章规定党费的交纳标准:“党员月薪在三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两角;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百元者缴二十分之一;在一百元以外者缴十分之一。失业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第五,完善了组织制度。取消了“干部人员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随时任免之”的规定,修改了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决定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人数的规定,明确了各地方组织派代表人数的办法。

国家民族利益是国共合作的基石

海军兵种指挥学院张军赋宋力

辛亥革命虽推翻封建帝制，却未能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依旧。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根本问题。党的二大制定了“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创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河，但在历经“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的多次失败后，孙中山终于认识到“我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五四运动的爆发，进一步使孙中山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和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在大方向上趋于一致。从当时的情况看，国民党是大党、老党，但组织松懈，成分复杂，派系繁多，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虽然组织严密，纪律性强，思想先进，但人数较少，成立时间短，当时不能公开活动。在这样的条件下，孙中山和共产党都感到，要战胜国内外强大的反动派，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必须团结起来，结成国内统一战线，一致对敌，才能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三大确立国共合作的正确方针，实现两党联合，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追求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的必然结果。

三大提出反帝反封建口号

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艳红

鉴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的认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其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目标转向反帝反封建。

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是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到中共三大时，共产党认为中国处于“国际殖民地”的地位，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往往是通过中国的帮凶――封建军阀。因此，中共三大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最终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宗法社会，要肃清军阀。

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改变协定关税，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法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此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之嚆矢”。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政党的名义发表反帝废约的主张。

在三大上，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在共产党之任务一章中提出目前的要求，第一项就是“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实行保护税则，限制外国国家或个人在中国设立教育会，学校，工厂及银行。”自此，共产党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及如何反对帝国主义有了明确的目标。

中共三大会址考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馆员洪霓

2006年，中共中央批准在广州建立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在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下，为使中共三大遗址能得到科学保护，决定对原调查确定的三大遗址位置进行考古勘查。

近半个世纪前开始调查、研究和考古勘查三大遗址，最后确定三大旧址在原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即现今的越秀区恤孤院路3号。2006年1月10日，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区域进行考古勘查。此次考古勘查发现的建筑基础位置、平面形状及大小均与《广州市径界图》基本符合。建筑基址所用建筑材料符合民国时期的特征。考古勘查确认该位置不存在更早的建筑基址，也不存在更晚的民国建筑基址。由此，确认该建筑基址是《广州市径界图》中测绘的恤孤院后街90号建筑，也就是《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中恤孤院后街31号建筑，并结合三大代表徐梅坤及老工人的回忆，可以确认该建筑基址，就是中共三大旧址。考古勘查确定的建筑，其总体建筑形式是一座座西向东的两层砖木结构，北面有侧院与围墙的楼房，“总面积约125平方米，其中主体建筑基础约105平方米，侧院约20平方米。

通过考古勘查，证明了上世纪20世纪70年代作出的关于中共三大会址的调查结论是正确的，确定了遗址的准确位置与保存现状，为三大旧址复原奠定了科学基础，也为今天建立中共三大旧址纪念馆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共中央机关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