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铁蹄所至，生民荡析，文物燔毁，战区的文化机关被迫内迁，遭受了重大损失。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进行8年的抗战。而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因地处险远，而得苟安。在民族危难之时，为使友校不致停办，学子不致辍学，华西大学敞开心扉迎接友校和逃难的师生。
四川省是聚集高校最多的
联合办学：华西坝上的“五强”
1945年夏，五大学联合毕业典礼十分隆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胜利的曙光初现，人们把这次典礼办得有声有色。典礼地点是肃穆宽敞的赫斐院，由于毕业生人数太多，学士衣袍难以准备齐整，故改为男生着西服，女生穿旗袍。五大学校长、教授则一袭博士服加身，并以黄、蓝等颜色的缎条显示其学衔、学位。
来宾中，军政要人的穿戴也相映成趣，四川省主席张群是蓝袍黑马褂，邓锡侯将军是全副戎装，教育厅长郭有守则西服笔挺。郭有守应邀讲话，他将坝上五大学比喻为“Big Five”（五强）。他说，二战势将结束，战事已是胜利在望了。各校从敌占区千里迢迢内迁复校，历尽艰苦，聚合而成坝上五大学，造就不少人才，为国献力。五大学府就好比五大强国，团结一致，才能不断取得胜利！
1945年8月15日，张群与诸校长正在华西坝款待教育部官员，有人问：“战争会在中秋节之前结束吗？”旁边有人回答说：“战争还会延续半年或一年。”正在他们对话之际，一个信差突然来到会场，他交给张群一封信，只听张群在台上大声喊道：“战争结束了！”
战争结束了！八年的艰难岁月以中国人的胜利而告终，华西坝“五大学”也拉上了历史帷幕。内迁高校陆续复员，离别之际，几校共同撰写“联合办学纪念碑文”，记忆华西坝难忘的岁月。
名流云集：过万里桥，左转，前行……
几十年之后，史学家唐振常回忆道：“过万里桥，左转，前行，即是当年全国校地之大，校园之美，无出其右者的著名的华西坝。”道出了许多人心中保留着的对华西坝抹不去的美好回忆。当年抗战时的教育文化中心有“三坝”之说，即重庆的沙坪坝，成都的华西坝，汉中的鼓楼坝。不过这“三坝”的情形大有不同。成都是天府之国的首邑，环境优裕，华西坝一时被誉为“天堂”。而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所在的沙坪坝，被誉为“人间”；陕西汉中因生活条件较差，被贬为“地狱”。钱穆先生应邀到华西协合大学任教，看中了华西坝南端的小洋楼。按惯例，这里是西籍教授的住地，但是钱先生放出话来，若要受聘，他即要入住该楼。张凌高校长同意了钱先生的要求，这让钱先生着实得意了一阵，他认为此是“俾开中西教授平等待遇之先例。”
来到风气迤俪的华西坝，这些泰山北斗自有一番雅趣和风度。初来乍到的顾颉刚先生，笑对学子称：“在前方枪炮的声音惊天动地，到了重庆是上天下地，来到华西坝使人感到欢天喜地。”陈寅恪先生是以特约教授身份来坝上讲学的，他极瘦削，身着一袭蓝布长衫，踱进教室，一登讲台便双目微阖（当时正患眼疾），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上疾书，旁征博引，内容精辟，见解深邃，人们称他为“教授之教授”。衣着朴素的朱光潜先生，他的机趣总是被传为华西经典：“如果大家是来看我的相貌的，现在就可以离开了，我就这个模样。”在自嘲方面，最让人叹服的还有潘光旦先生，先生身材魁梧，头颅大而圆。他特别强调，人的智力是与其头颅的圆度成正比的。如果头的横竖的直径的比值接近于一，那个人就一定很聪明。张恨水先生也曾来华西坝讲演，身着长衫，足穿布鞋，梳着分头，还拿一把折扇，俨然一说书人。
共御外辱：“抗战之子”
抗战中的华西坝，时常回荡着悲壮的救亡歌曲《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嘉陵江上》；校园中，有不停忙碌着为前方将士捐募衣服的学子的身影；操场上是高亢的从军歌：“放下书本背上枪炮”，“消灭敌人再回学校”，“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抗战中的这批学生，曾被启真道院长称为“War Baby”，这种称谓寄托着对他们的厚望，也包含着对他们生活年代的诠释。
1939年1月13日，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邀请冯玉祥将军来校讲演。当冯玉祥将军讲到与日寇血战到底时，他问：“天上的乌鸦多，还是日冠的飞机多？”同学答：“乌鸦多。”他紧接着问：“乌鸦拉屎拉到谁的头上啦？”同学们彼此看了看，边笑边摇头，“没有！”于是冯将军坚定地说：“那么日本飞机扔炸弹就不用怕了！”接着他提高嗓门号召：“我们要与日寇拼个死活！枪弹炮弹打光了怎么办？用刺刀！刺刀断了怎办？用枪托打！枪托断了怎办？就拳打脚踢！拳脚都受伤了怎办？就下口咬！”冯将军誓死抗战的气慨鼓舞着年轻学子，师生中立即掀起了为抗战将士捐钱捐物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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