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以人为本:从人性出发,以人为本,始终把人作为研究的对象,关心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教育以及人的家庭和社会组织。 ★人以德为本:德乃修身之首;德具有感化他人,陶冶情操之效。 ★德以善为本:“善”是伦理学最根本的问题,是德的最高境界。 ★善以诚为本:“诚”是一切善心、品德、人格至要,人生至道。 ★诚以真为本:“真”是诚之精髓。 ★五本”乃立身之本,人生当恪守“五本”,践行“五本”,重人、修德、行善、守诚、贵真。 |
人贵务本。务本之要,在务“五本”:世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以善为本,善以诚为本,诚以真为本。“五本”乃人生之本。
世以人为本
“世以人为本”之“世”,乃世界之“世”,乃为人世界之“世”。“务本”之要,在“务人”。《吕氏春秋・孝行》:“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从人性出发,以人为本,始终把人作为研究的对象,关心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教育以及人的家庭和社会组织。管理、治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
唯人为贵。《说文解字》:“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荀子将民与君形象地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汉书・皇甫规传》)西汉贾谊进一步提出:“民无不以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自古至今,凡与民为敌者,迟早必亡。
安民爱人。孔子从“仁者爱人”思想出发,要求统治者“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实行仁政。墨子痛心于“民之三巨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冀治国者能“与百姓均事业”、“共劳苦”,进而提出“兼爱”主张。清初思想家唐甄劝谏当政者:“君之爱民,当如心之爱身也。”(《潜书・明鉴》)
保民裕民。孔子以“裕民”为仁政的前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使老百姓“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亡。”(《孟子・梁惠王上》)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淮南子・齐俗训》)“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穷困”,“民富国安”,“民穷国乱”。(《后汉书》)这些论述体现了“政在使民富”(《说苑政理》)的思想。
人以德为本
德,人之本,政之根,国之基。“德者,得也。”(《礼记・乐记》)
重德精神。人无德不可立于世,德乃修身之首。“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战国策》)“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礼记・大学》)“百行以德为首。”(《世说新语》)才是德之“资”,德是才之“帅”。《诗经・大雅・?民》:“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
以德修身。中国古代先哲特别强调修身为本,重视道德践履,强调道德修养、修心炼己是治理人心和德治社会的前提。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关系而言,包含四个层面:“修身”属于个人伦理,私德层次;“齐家”属于家庭伦理,家族伦理;“治国”属于社会伦理,公德层次;“平天下”意即使天下众生万物和平相处,则属于终极伦理,即“达德”。其中,基础是修身,修心炼己。
以德化人。德具有感化他人,陶冶情操之效。“德”的弘扬,关键在为政者,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
以德治国。“君子以振民育德。”(《易・蛊・象》)以德治国,必先“以德治吏”。“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世之盛衰在吏制”,“置臣得贤则治,失贤则乱。”(《周书》)官吏“在任无德,其祸必酷;在位无能,其殃必大”。有德有才者,为治也;有德无才者,难治也;有才无德者,为乱也。“得贤者昌,失贤者亡。”(《新书・胎教》)
德以善为本
在德中,以善心善行为本。“善”,伦理学最根本的问题,是德的最高境界。
与人为善。《广韵・?韵》:“善,大也。”引申为以宽厚、仁慈的心态待人接物,成人之美。“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君子的最高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善,在孟子思想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善不仅是君子追求的最高标准,也是区分好人与坏人的依据。
利他善群。“合群”、“利群”之德,是我国古代和近代思想家的道德追求。《荀子・王制》:“君者,善群也。”梁启超讲:“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梁启超选集》)人是不能离开社会群体而孤立生存的社会动物,所以应该“合群”、“利群”,爱群为公。
与邻为善。儒家非常强调善待邻国的重要性,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崇尚礼之用,和为贵。孔子主张“德不孤,必有邻”,认为只要在邻我关系中讲究道德,相互关系就会顺利。
劝善规过。孔子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庄敬、孝慈等是善的具体内涵,要让人们认识到这些善,鼓励他们这样做。否则,“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积善成德。善,是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易系・辞下》)《荀子・劝学》:“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高尚的品德,需要长期“善”的积累。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做到“于细微处见精神”。
善以诚为本
“诚”,一切善心、品德、人格至要,人生至道。真实无欺。《中庸》云:“诚即真实无妄。”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四书集注・中庸注》)明清之际王夫之有时把“诚”直接解释为“实有”,用以说明物质世界的实在性,说:“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尚书引义・说命上》)
守信无妄。信的最基本含义就是诚心实意,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吕氏春秋》有《贵信》篇,把信当做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并主张人生以诚信为贵,“君臣不信,则百姓毁谤,社稷不守;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
天道唯诚。“诚”乃天道,天的根本属性就是“诚”。中国传统文化把“诚”作为自然界和人际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求诚则须思勉,思以择善,勉以固执。精诚所致,金石为开。
人道之本。《礼记・中庸》说:“诚之者人之道也。”行为合于道、合于规律,即达到所谓“诚”的境界。北宋周敦颐以诚为人的本性。他在《通书》中说:“诚者,圣人之本。”“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反省自己,已达到诚的境界,就是最大的快乐。要把“诚”作为修养之道,作为一生永恒的追求。
政事之本。《大学》引申《中庸》关于“诚”的学说,以“诚意”为治国、齐家、修身、正心的根本。荀子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诚者得道,得道多助;不诚者失道,失道寡助。我们对工作要诚,对事业要诚,对国家要诚。
诚以真为本
真,纯真、本真、真理。真心、真意、真情。诚身有道,大道至真,求道必致真。“真”是诚之精髓。
法天贵真。我国古代一些思想家把“真”视为道之精髓、修身之极致,主张崇尚自然、返朴归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
精诚之至。《庄子・渔父》对“真”有一个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这就是说,“真”是一种至纯至诚的精神境界,是在恒久守诚持诚修诚基础上所能达到的境界。达此境界,则要做到诚实不欺,敢讲真话,不媚上谄下、弄虚作假;坚守操守,不曲学阿世、随波逐流;以诚待人,不矫揉造作、口是心非。
自然之道。《庄子・大宗师》:“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也。”《汉书・汤玉孙传》曰:“真者,自然之道也。”道家一贯主张崇尚自然,返朴归真,倡导学习纯洁真朴的自然之道。这种“返朴归真”的精神向往,在物化时代应唤起人们以出世心态做人世之事业,找回本态自我,把淡泊宁静、诚实质朴、超然物外作为道德追求。
与道同一。老子把“道”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把“同于道”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庄子也认为,真本是人的自然状态,而文饰诈伪是人为名利是非之心兴起的,主张存天去人,归向宇宙最高本体――“道”。真中有德,真中有善,真中有诚,真中有信。要坚持“真我”,培养“真我”,完善“真我”,摒弃假我、伪我、虚我。大真无言,大真为美。“真人”是觉悟了道的人,是与道相一致、超然物外的人。
“五本”之间具有内在逻辑,紧密相联,层层递进,“五本”乃立身之本,人生当恪守“五本”,践行“五本”,重人、修德、行善、守诚、贵真。至世为人,至人为德,至德为善,至善为诚,至诚为真,至真为道。